“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     

论《周易》宇宙观的生成逻辑

《周易》宇宙观的核心范畴是阴阳，阴阳之间的相互运作产生宇宙万物。用《系辞传》的话说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么，这一生成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认为，它大致经历了四种存在形式，即交、感、化、革。1．交《周易》首《乾＊坤》二卦，《象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能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资始”是资乾以为始，表明乾还不是始；“资生”是资坤以为生、表明坤还不是生。《易纬·乾凿度》云：“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独阴不成，孤阳不生，“阴阳相合，而生成之道存…     

《老子》“道者万物之主也”古今注译辨析

《老子》第62章提出了“道者万物之主也”的主张,古今注家轻忽老子思想本质及《老子》文本实际,多将其解为“万物被道宰制”或“道是万物的主宰”。实际上,老子是反斥外力主宰万物的,《老子》文中也未有道宰制万物的语义表述。验之《老子》,“主”于修辞角度当用其本义（“微弱的灯火”）,而于语义视角则应用其与“助”、“辅”共通之义（“相依相佐”）,也用其与“职”、“掌”同源之义（“主动认知而作为”）,而不应释为其引伸义（“主宰”或“宰制”）。“道者万物之主也”要义为：老子于乱世中将道比作黑暗中微弱的灯火,坚信唯有道才能真正辅益万物生发成长,助力乱世返璞归真,而在此过程中起主导或主宰作用的是万物或世人,而非工具或境界性质之道。这体现了老子以人为本,崇尚自然,信仰唯有主动皈依自身本真才是万物或乱世之拯救正途的济世情怀。     

论《周易》之“象”

在《周易》中,“象”是“道”的显现,圣人由直观之“象”可以实现对形而上之“道”的体悟.并且,圣人通过效法万物之象而创设卦象,由卦象这种符号系统对“道”进行阐说.象虽直观却不同于形,它表现为“未形”之“几”的动态存在.象是整体情境中的象,它存在于整体境象中.简言之,《周易》之象具有直观性、动态性、整体性、形上性等特征.《周易》之象与中国文学艺术之象有很多类似或相通之处,它构成了文学艺术之象的直接渊源.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论庄子“卮言”的齐物旨归——以《齐物论》为中心的考察

《庄子·齐物论》典型体现了“卮言”的特征与旨归，并以“尝试言之”与“妄听之”为其要义。作为“尝试言之”的卮言，是一种“妙道之行”中对“万物之化”的观照方式，既不试图用“言”匡定“已而不知其然”之“道”,亦不企图以“言”支配“万化而未始有极”之“物”,故可与妙道之行谐行、与万物之化同化，此即“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此外，作为一种人文符号的“卮言”意在解除“辩”所导致的“相非”,“名”所衍生的“相轧”,而期许在与“妙道之行-万物之化”的谐行开放中敞开彼此、通达你我；人与人在“语言”中的相遇不应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强制灌输或倾轧凌辱，而应是“妄言者”与“妄听者”平等参与、共聆天籁的生命活动，在此意义上，“卮言”以其居间道物、通达彼我的“齐物”特性，为人与人的“相与于无相与”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谁来承接天籁之音？——传统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哲学比较及其意义

天籁之音指的是对于包含人在内的万物起着决定作用的宇宙的法则,由于它的决定作用彷佛宇宙对于人应该如何行事的告诫,所以,我们将其称之为“天籁之音(亦即宇宙之言)”。从这一理解出发,传统形而上学把天籁之音规定为作为理性的逻各斯,并且由此出发把哲学规定为类似于自然科学并且高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第一科学),同时它还把自然科学家看成是哲学家的同盟军,认为哲学家以及科学家是天籁之音的承接者；海德格尔哲学则把天籁之音规定为作为神的尺度的逻各斯(本质语言的显现),并且由此出发把哲学规定为“思”,同时它还把诗人看成是思者的同盟军(思诗比邻),认为思者以及诗人是天籁之音的承接者。天籁之音的不同内涵不仅决定着传统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哲学的不同性质,而且还进一步影响着现实的人类社会,使之产生不同的形态。     

《文心雕龙》“原道”辨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讲:“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意思是说,《文心雕龙》的撰写,首先是本之于道。在《原道》篇里,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具体论述,认为一切“文”,包括天、地、万物乃至入之“文”,都是“道之文”。也就是说一切“文”都原于道,本之于     

宋江是戴着“义士”面具的野心家

《水浒》里的宋江,是以一个自称“舍着一条性命”私放晁盖的“义士”出场亮相的。以后,《水浒》作者又用了大量笔墨,反复頌扬宋江是“仗义疎财”,扶危济困,“专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周全人性命”,是“有德有义”之士,象“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宋江自己也一再吹嘘自己对兄弟“情分最重”,“死生相托”,自称“呼保义”。宋江果真是“没有一个不敬爱”的“义士”,“能救万物”的救世主吗?     

“人籁”与“天籁”的妙合──鲁迅《雪》的音乐美

本文通过对鲁迅《雪》这一散文诗音乐美特征的具体分析,揭示了《雪》所达到的“人籁”与“天籁”妙合无垠的审美境界。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     

“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王船山《正蒙注》中的天地结构析论

王船山在《正蒙注》中提出“在天之极”与“在地之极”的概念,从而形成一种天地结构,此天地结构对其工夫论有着奠基性影响。“在天之极”指的是神,即健顺阴阳之间相互感通的能力与功用。“在地之极”为五行中之土,而实即地本身,它为万物提供形的要素。神形之分即清浊之分,清通之神不能无碍地运行于重浊之形,“在地之极”其实是一种“分极”。但天道化生万物,实不能不通过地,且物之成形即各有其法则,此法则亦为物之构成要件,因此,地极与天极虽离而不离,但其间有等差。工夫论方面,若从天地之分的角度看,须超越形之限制,而有存神合天之学;若从天地之合的角度看,物之法则亦为人所当尽者,则有格物穷理之学。以“天道工夫”为主,而“地道工夫”辅之,“参两相倚以起化”,此为船山工夫论的总纲。     

儒家视域下生物多样性思想探赜

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儒家哲学基础是天地之气，气化万物，万物皆气之聚合。儒家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体现在：认为天地“广生”“大生”万物，万物来源同一，具有平等的生命价值；阴阳动态平衡机制使万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实生物”“和而解”的博弈机制使万物既竞争又和平相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自然万物承载着神秘的至上之道，“物莫不含神而具性”,神性使人类对万物产生敬畏之心；仁民而爱物是天所赋予人类的一种德性；万物一体，人与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爱者优存”而不是适者生存乃是自然真正的演化规律。儒家爱护自然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知，而且还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法律规范，约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     

《文心雕龙》“神思”“风骨”之意涵与《神思》至《总术》之结构

《神思》在《文心雕龙》之“下篇”中占据核心地位。刘勰所谓之“思”,实包含内外两面。“思”之内关乎“意”,“思”之外形诸“言”,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却并无决定性关系。《神思》全篇均围绕着“思”之内外两面展开,而《文心雕龙》的“割情析采”部分(《神思》至《总术》,共十九篇),亦环绕着“思”之内外结撰而成,且分为两个层次:《神思》《体性》《风骨》三篇为枢轴,《通变》至《总术》十六篇则围绕着枢轴从宏观、微观等不同层次展开作文指导。通过对《文心雕龙》“神思”的准确分判,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神思”这一概念的所指与文学批评史价值;还能使“风骨”之意涵得到准确疏通:“风”与“骨”即“思”之内外两面得到妥善发挥后的效果;更能明晰“割情析采”十九篇之两层结构。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先秦道家视野下的《凡物流形》哲学研究

《凡物流形》 构建了一个以 “一” 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在 《凡物流形》 中, “一” 具有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 从宇宙论来看, 其提出了与 《老子》 宇宙论类似的生成图式。 与 《老子》 以 “道” 为宇宙根源不同, 其以 “一” 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 从本体论来看, “一” 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总根据。 有 “一”, 万物才能存在; 无 “一”, 则万物不能存在。 在 “一” 的基础上, 《凡物流形》 又提出其政治思想和工夫理论。 其认为统治者只有 “执一”, 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反之, 国家则会混乱。 那么, 如何才能 “执一” 呢？ 《凡物流形》 认为要通过 “ 仰视俯揆” 和 “ 于身稽之”的方式获得 “一”, 然后, 在 “一” 指导下 “心能胜心”, 这样就会达到非常高妙的境界。 从思想分析来看, 《凡物流形》 可归入先秦道家著作, 但具体能否划为黄老文献则缺乏坚实的证据。     

《礼记》祭礼命名解读

先民通过给万物命名建立了“语言”与“存在”之间权威性的对应关系.《礼记》的祭礼命名系统讲究“用词细致有别”,祀天曰“郊”,祀地曰“社”,周代庙祭春曰“神”、秋曰“尝”,驱强鬼之祭曰“禓”,岁终合众神而祭之曰“蜡”,在军队驻扎地祭祀曰“杩”,祭有牲血之属曰“祭”、无牲血之属曰“荐”,于庙门旁祭祀曰“祊”等.祭祀文化弥漫于社会生活之一切领域,统治者通过各种祭礼建立与各种神灵、天地山川“隐秘的、神意的关联”,获得对土地、人民的“合法支配权”.尽管语言处在永无止境的变化中,但“最初的命名人”已将文化基因注入了“原始词语”,祭礼命名承载着古老而生命绵长的民族文化传统.     

儒家人生美学“诚”范畴的存在论解读

儒家人生美学推崇“诚”,认为“诚”生“天”生“地”,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道”,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生成与构成的原初.人只有顺应自然,还原到自然的“诚”的心性,才能感化他人,化育万物.     

略论三《礼》丧礼制度中的农林器物

礼仪制度以物质为基础,儒家三《礼》中的丧礼部分记述了我国古代植物原材料大量应用于丧服服饰和丧礼用具。通过记载丧礼仪轨的《仪礼》《礼记》等篇章,可以看到古代的礼器制作会因地制宜地选取生产生活中的常见草木,通过“制物之性”与“托物言志”两种原则,使植物的自然与人文属性得以发扬,满足伦理生活的需要。其中,“制物之性”直接运用草木的物性,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好追求;“托物言志”则将植物的自然属性引入到人文世界中,通过草木的文化意涵抒情表志、送别亲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推类”思维方式在礼制中具体而微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