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银行立宪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立宪设计中的价值整合与复合共和

就一个大型国家的立宪设计而言,一种什么样的立宪设计理论有助于化解设计难题、整合立宪设计中众多的价值目标?该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复合共和政治理论建立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与区域自治、宪政制衡与民主参与、权力制约与有效治理的多重立体平衡,因而复合共和作为立宪设计理论将有助于化解设计难题、整合立宪设计中众多的价值目标.     

金融危机、货币危机与宪政危机

为了探寻应对与化解当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针对各国陆续推出的各种救市举措未能发挥实质性效果反而助推了危机的全球性传导甚至导致了一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等问题,宪政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破解路径。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可能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宪政危机在实质上就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应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现象与问题背后的宪法现象和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货币立宪可能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     

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

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无不具有协商性、妥协性、平衡性品格,立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包括适度妥协在内的政治斗争达致整合性平衡的博弈过程。博弈主体的不同策略选择对立宪事业能否顺利成功影响巨大。如果博弈各方采取不合作策略,选择负和博弈或零和博弈方式,将很难迅速建立起稳固的宪政制度。只有选择合作型正和博弈之路,才有望迅速完成立宪伟业。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是通过正和博弈迅速取得立宪成功的两个典型例证。英美两国的经验证明:正和博弈是立宪成功之道。     

论国家财政权的宪政规制

从国家财政权界定入手,分析了国家财政权的特点。国家财政权作为公权力,如不能有效规制必然被滥用。宪政伴随国家财政权而产生,对国家财政权的规制是宪政精神所在,同时,宪政能保障国家财政权合理运作,规制财政权是宪政的核心内容。从宪政视角看,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规制国家财政权的宪政运行体制。我国宪法对国家财政权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国家财政权的规制还存在一些问题,由此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完善我国财政立宪的内容,建立和完善监督国家财政权行使的相关立法,健全司法机关的财政权监督机制,科学配置国家财政权和公民财产权以及国家权力间的分权制衡,构建科学的宪政框架是有效控制国家财政权的根本手段。     

论宪政与主权:权力的有限性与权力的合法化

民族国家的生成是现代立宪政治发展的起点 ,它使国家主权的正当化与合法化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主题。宪政不仅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治权的制约 ,而且也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主权的支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 ,但是它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在后发国家的重演。置于这一历史背景 ,我们才能科学理解宪政与主权的关系     

论国家结构形式与民族区域自治

国家结构形式是立宪者对立宪之时的政治现实所作的宪法判断,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或者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必然过渡的问题。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本质上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度"的问题。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级国家机关权力行使不规范、自治权虚置等问题,完全能够在现行宪政体制即复合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之下得到解决。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和规范行使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清末立宪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转型之门,是对两千年来专制政体的否定,其主流意义值得肯定。"立宪"之败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难产,表明不具备根基的"立宪"无法逃脱最终失败的命运;暴力革命不一定总能从根本上改造旧有的社会秩序,亦不能借此一蹴而就地实现宪政。宪政之根基在于建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只有期待其茁壮成长,构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根基,提供不懈的动力。这或许是清末立宪给予我们的深刻反思与启示。     

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以支持政治协商制度为视角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公民社会为背景,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为理论渊源的重要民主形式;它与立宪政治在生存条件、运行范式和精神意蕴等方面具有诸多契合;它在弥补自由民主之缺陷、促进权力秩序之合理化和推动公民文化之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宪政价值。借助于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之研究,重新审视政治协商制度的宪政地位,对于支持和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以支持政治协商制度为视角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公民社会为背景,以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为理论渊源的重要民主形式;它与立宪政治在生存条件、运行范式和精神意蕴等方面具有诸多契合;它在弥补自由民主之缺陷、促进权力秩序之合理化和推动公民文化之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宪政价值.借助干协商民主及其宪政价值之研究,重新审视政治协商制度的宪政地位,对于支持和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二元分析

从立宪史的角度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立宪实践的世界潮流。从逻辑的角度看,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弹劾制度理论基础探要

弹劾制度是西方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弹劾制度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人民主权理论、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及正当程序理论三部分。揭示弹劾制度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理解弹劾制度的实质,科学地建构弹劾制度,从而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罢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变法”与“斗法”： 解读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的权力争斗

解读“司法独立”不能只囿于宪政理论下的一种理念与原则,它也实际地被表达为政治权力调整中一种具体制度与事件运动。在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清廷与督抚,在共同认同立宪的背景下,为何对待司法独立问题却旨趣相反？属于督抚之列的袁世凯提倡司法独立,难道不怕自己固有的权力被削弱吗？以当局者的阶层意识与角色扮演来分析这些疑团,发现一种“权力争斗”而非“权力对抗”的倾向不利于司法独立建构。     

宪政起源中的赋税

宪政是一种立宪秩序,任何秩序的形成都是无数醒目与不那么醒目以及不醒目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常常是不醒目的因素蕴涵着无穷的契机与能量。表现为赋税的财产,往往关系着国家兴衰、朝代更迭。尤其在宪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赋税的财产更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赋税的本质是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所有的财产的无偿征收,财产所有权的确立使国家在征收赋税时不得不经得所有者的同意,而以此为契机,公民得以与国家展开制度上的博弈。由此衍生出统治需要征得同意、权力应当受到限制等宪政理念及制度。英国宪政的历史有力地昭示了这一道理。     

在政府主导下不断向着民主、文明的社会迈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宪政历程

宪政是追求民主、保护人权的政府的治国方式,它要求执政者要处理好立宪和行宪两个环节,因为立宪是宪政的基础,而行宪是宪政的关键。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宪政历程,我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这两个环节,从而在政府主导推动和公民社会渐进形成并推动宪政发展的历程中,使我国社会不断向着更加民主、文明的社会迈进。     

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法制改革与法治建设

清末法制变革是在清末立宪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清末宪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体系的重构、司法独立精神的彰显和新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法制改革的创新。宪政的本质是法治,虽然法制改革尚不是民主宪政,但它却是宪政制度和现代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法制改革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     

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经过百年的努力和挫折积累了较丰厚的历史经验,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进步,宪政所要求的最初步最原则的宪法制度规范基本具备。然而由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缺少宪政传统、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产生社会分层,导致长时期内宪政被视为国家建设机制的工具而忽视其本源价值,在学理层面与西方法理学强烈冲突。从宪政起步便对分权制衡进行改良,国家公权完全凌驾于公民私权,多次立宪的功利主义倾向,是中国宪政史的症结所在。     

论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

通过宪政的含义引申出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的几个特点,并结合我国实践,论述了我国进行宪政建设须处理好几者关系,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制度。     

宪政视野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财政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实现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公平、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但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权、财力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可通过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优化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力的匹配关系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来弥补其不足。     

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

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 :改革行政管理体系 ,强化中央调控能力 ;设立银行 ,建立公库制度 ;整理全国财政 ,试办财政预算等。推动财政制度改革的原因 ,除了清末“新政”和“宪政”运动的需要推动外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以及国内爱国运动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次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财政权力 ,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 ,而且为民初财政的管理也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但改革并不顺利 ,教训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