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鹗及其诗歌研究述评

厉鹗是清代中期文坛浙派的领袖，集诗人、词家、学者于一身。综观历代厉鹗的研究情况，在人格特征、诗学理论、诗歌创作及诗史意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于厉鹗诗歌内容方面的研究，如游仙、佛禅、西湖诗等，以及厉鹗与浙派的关联，山水诗纵横比较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论浙派流弊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

浙西词派在乾嘉时期开始走向衰落,主要原因是盛世不在,使浙派"醇雅"的审美主张失去了依凭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浙派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对词体形式、语言的雅化追求,忽略了对词作内容的关注,造成了内容的重复与空洞,浙派词也因此失去了生命力与感染力。与此相应,浙派流弊的具体表现是:性灵不存、用典无度、风格单一。     

论吴之振的诗学观及其创作

吴之振是清初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也是浙派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以宗宋为基本特征，以学苏较为主而转益多师，故能得生香真色之所长，而不染叉牙生硬之弊。晚年于诗宗旨不及，而微露颓唐气象。他和吕留良等人一起选编的《宋诗抄》，对清初诗坛的宗宋之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与黄宗教一起，为浙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传统中发现新变——“今文学”与晚清诗学演变之关联考察

"今文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对晚清诗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不仅具有一般学术法则对诗学发展的规约性,而且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决定了晚清诗学的发展演变。从发生学上来讲,"今文学"的兴盛与晚清诗学的演变往往表现出同构对应、共振同行的关系。晚清诗学演变在诗学生态、诗学主体、诗学行为、诗学接受、诗学价值等层面都与"今文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晚清相关诗学家与诗派的诗学演变也体现出与"今文学"发展较为相似的对应性进程。     

厉鹗与浙派

厉鹗与浙派刘世南浙派是清中期一个颇著盛名的诗派，其创始人厉鹗也是一位影响很大的诗人。本文拟就此一诗派的产生原因、厉鹗诗论和诗作的特色，以及当时和后世人们对浙派和厉鹗的不同评论，加以论析，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一、浙派的产生清代乾隆时期，以厉鹦为代表的浙派...     

浙西称派与"拟补题唱和"

对于《词综》的编撰、《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拟补题唱和的发生与浙西称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认为,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编辑《词综》是浙派形成的重要起点,康熙十七年,《词综》的编撰竣工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成书是在编撰《词综》的影响下发生的,只是浙派部分成员作品的结集,成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既无尊体意识、也未提出词学主张,不具备一部词选的功能,不能作为浙派树帜的标志。《乐府补题》集中体现了浙派醇雅的词学追求,拟补题唱和正是在浙派词学追求影响下发生的,主要是词学内部因素运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拟补题唱和与浙派后期脱离现实的咏物词风等同起来,也不能一般性地将拟补题唱和看作是浙派形成的标志。     

黔中文献关于诗与情性关系之诸种观点评述及其理论价值论衡

诗与情性之关系,历来就是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古代"诗学大传统"之参照下,研究黔中"诗学小传统"中关于诗与情性关系,讨论"诗本情正"与"诗本情真"之内涵,以及真情、正情之特点,和培育、锻炼真情、正情之不同方式。以为黔中"诗学小传统"不仅传承"诗学大传统"的种种观点,而且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之影响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点。     

论黄宗羲诗学思想与清初浙派之建构

黄宗羲诗学思想在明清易代的文化生态语境中具有独特的转捩和建构价值。他从哲学的高度融通“情”、“理”,转注传统诗论“性情说”以新的元素;兼采“唐”、“宋”,再次确证宋诗美学范式;崇尚清刚之音,希冀用阳刚之气和风雷之美来摹绘天崩地解的乱世风云。作为初祖,黄宗羲以其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浙派的创作基调,本文试从审美文化的层面予以诗史意义的考察。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     

盛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盛唐三教融通促进经学形成兼融的特性。表现于外是三教经典同披尊荣,体现于内则是三教经义统贯身心,善归一揆。盛唐经学的兼融特性深刻影响了诗学发展。盛唐诗学的代表《河岳英灵集》体现出三教经义的交融影响。盛唐儒家经世之志造就诗学的雅健之风,"兴象"与"风骨"两个诗学命题是其表征;盛唐道家经身之能促发诗学带有一种玄真之识;"天心顺物"的取法之道与言意的之美皆受滋于道家;盛唐释教经心之力融呈诗学主空净之灵。"顿悟"和"境界"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刻的诗学主旨。     

"诗学"在中国的名与实

"诗学"一直被为数不少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不辩自明的概念.然而"诗学"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的三种解读给文艺大众造成困惑,理解诗学的这三种解读成为消解困惑的关键."诗学"内涵不应该在现代汉语语境下仅只有名而无实的继续存在,应该回归到它的实质性研究本身.     

清初诗坛与诗学趋向论

清初诗坛,主要有遗民诗人、贰臣诗人、清初入仕新朝的文臣三大创作群体.清初诗学逐渐从拟"高格逸调"与"独抒性灵"中走向重诗歌的价值功能的复古--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归.这种复归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主张诗歌的怨刺功能,明显具有抗清、经世的意图,二是主张"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的儒家诗学的审美原则的复归,诉求安定与巩固统治现状之目的.清初诗学还对"七子"、"公安""竟陵"诗学等重新审视与反思,由"拟古"之风注重诗歌的高格逸调,而走向现实,重"情"的抒发,再而趋于"神韵"说;伴随着这一进程,宋诗学便悄然兴起.     

朱湘诗学(上)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论勃洛克与戴望舒诗学思想的异质性

勃洛克和戴望舒是俄中两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两位诗人虽然在诗学思想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潮的启发,但是在各自的文学与文化语境及诗人本身的差异中走出了不同的"象征"之路。通过对两位诗人在诗学传统、诗学立场、诗学观念三方面的平行比较,析出其诗学理论的同源异质性。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废名新诗理论与中国“自然”诗学传统

废名新诗理论与传统"自然"诗学有着极深的渊源,主要表现在其提倡情感的自然性、感兴的当下性、境界的不隔性以及主体的自由性等方面.度名自觉接续古代诗学生命,带有极其强烈的建构目的,只有从其利用传统诗学资源、创造现代新诗学的"目的论"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废名诗学的理论意义.     

我国性别诗学的兴起原因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性别诗学"的兴起原因在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重心从"女性"向"性别"的转移和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理论的要求.在今后的发展中,性别诗学也必须注意处理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理论"之间的关系、"诗学体系"与"女性立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