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及制度概说

中国的传播思想源远流长,属于政治传播及控制范畴的观念、主张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信息监控、信息调控及信息规范控制三大政治传播手段来看,古人提出的一些信息控制思想、主张并不逊于现代传播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具有阴阳组合特质的话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纲纽性认识。另外,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与西方学者的"传播制度类型"观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从中国古代实践看制约政治传播效果的政治因素

目前学界大多着眼于从传播层面入手讨论政治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却充分展现了政治对于传播效果的制约性影响。首先,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传播活动必需的议题设定、政治符号选用、政治修辞与政治社会化等环节都要以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为基础;其次,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还依赖于政治创造的宽松的言论环境,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下这一点尤为必要;最后,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以明确的国家理念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特质及其发展水平决定的。认识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现实困境及改进途径不能忽视这些政治制约因素。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论信息传播是中国古代监察活动的重要特征

"传播"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传播"更符合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的本意,只有如此,将古代监察纳入传播学视角进行考察才有了依据。"监察"概念的字面意义可以说明其信息传播内涵;从起源上看,监察是最高统治者亲自观察、巡视的替代;从功能角度说,监察官员与制度是为实现政治控制功能而设;而且古代监察的信息传播特征还可以用拉斯韦尔"5W"模式进行说明。中国古代的监察活动是以信息传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监控活动。     

略论政治信息传播的组织特性

政治信息传播首先是一种组织行为 ,其显然的组织性和明确的目标性 ,使其被赋予了组织传播的内涵。政治信息传播究其实质不过是政治组织所进行的社会化程度极高的组织传播。     

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之进程

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研究可划分为初创期、徘徊期和开拓期三个阶段。其中,初创期古代散文理论整体宏观研究较少,个体微观研究较多,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徘徊期的研究处于徘徊探索阶段,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相对比较沉寂,几乎没有开辟新领域和发掘新对象,基本停留于建国前的视点上。开拓期的研究思维活跃,视角新颖,方法多元,观点鲜明而深刻,成果丰硕。     

论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成因

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赖以滋生和成长的文化土壤 ,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主体地位的倒置。它没有在原始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中 ,把人作为主体逐渐地从原始混沌体中解放出来 ,没有把人作为个体从原始的群体中分离出来 ,而是始终将人的主体性淹没在中国文化进化路途的泥淖之中 ,一直使作为个体的人消失在群体的阴影背后。臣服型政治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深深浸透于国民的灵魂 ,浸透于国民灵魂深层的思维、意识、认知和情感。     

应重视古代散文的教学——关于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学生的基础课程,古代散文是古代文学史中的一种重要文体。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偏见,导致古代散文的教学颇受冷落。究其原因,应该与古代散文的概念不清晰、范畴不明确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散文的教学探索

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是古代散文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针对现阶段古代散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对古代散文的教学进行了深入地探索。更新教学内容应从五方面入手:古代散文的教学要紧密结合古代汉语的教学并融入文学史、文化史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应注意系统性,教学内容体现出横向与纵向的结合;注重中国文学、文化与外国文学、文化的对比;古代散文的教学中,融入旅游文学、文化内容,进一步增强古代文学的实用性。对教学方法的改革,通过引导学生“发现式学习”、精心安排与设计作业、运用现代的化的先进的教学手段等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儒学在古代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古代中国儒学传入越南的时间今已不可确考。汉武以降,儒学不断传入越南。越南陈朝时期,儒学也有较大发展。黎朝时期,统治阶级大兴儒学。阮秉谦的思想糅合了儒家学说和老庄思想。黎贵被称为越南的"王安石",在哲学上接受中国宋儒的理气说的影响,在政治上受儒家民本和老庄思想的影响。阮朝时期,越南在思想上偏重于提倡儒学。此时,越南文人学士不仅继续学习中国的儒学,而且研究儒学也较历朝大有进展。越南华侨在传播发展儒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的传播与接受

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主要通过石刻、纸绢和版刻三种媒介进行传播,艺苑点评、题画诗文和仿写临摹是人们接受屈原图像的三种基本方式。在绘画形式变化及社会风尚变迁的影响下,屈原图像的受众逐渐由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大到市井百姓阶层。屈原图像在中国古代的传播,既给中国绘画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对屈原及其楚辞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     

论建国初农村政治传播的组织形式

建国后,党在农村的政治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维护农村的政治稳定和政治整合,发动农民的政治参与,以及保证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党如何取得这种传播效果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组织外传播,即对意识形态宣     

古代戏剧的传播美学与现代传播艺术

我国古代戏剧自先秦始就一直以其独特的表演风格与优美的传播艺术而在民族艺术的舞台上长盛不衰。然而近年来,由于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众戏剧观念的嬗变以及戏剧本身僵化保守、缺乏市场意识等原因,古代戏剧逐渐走向衰落。古代戏剧应与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大众传媒有机结合起来完成现代传播方式的变革,并保持其古典之美与民族特色。     

文笔不辨——试论中国古代散文标准的确立

唐代古文运动 ,不仅在于变骈为散 ,恢复了古文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 ,在经过了一次反复之后 ,确立了中国古代散文的评判标准 ,即散文是语言的艺术。变骈为散 ,是文学史上散文观念确立之际由失败而成功的历程表现。二者在散文文体自觉的母体中具有一脉相承的孪生关系     

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

情感是理解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抒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近代以来情感的政治化更为明显,情感既是政党或政府宣传与治理的技术和工具,也是民众进行社会抗争的资源和策略。情感的政治化过程,体现了如下逻辑:倾向于将社会问题情感化,个人情感集体化,其中隐含着"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色彩,情感被政治立场裹挟;情感政治化的表面是情感话语表达,背后则是意识形态运作。被政治化的情感,在进行政治动员、获取社会支持方面效能显著,但若利用过度,则会造成公众情感透支和社会治理的非理性化。     

古代散文“发展演变”的理念与实践——以刘振东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为例证

刘振东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强调古代"散文"的本体性与"散文"体式的发展与流变,重点放在了考察、分析、说明每个时代的散文比前代有哪些进展、突破和变化上。这一研究本身是一个难题,刘振东等人撰述上的得与失,对于当前学界依然风行的散文史写作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他们的努力也许能够促进更好的古代散文发展史或演变史问世。     

论群体传播时代政治传播的情感视角

在群体传播时代,情感之于政治传播,既反映群体时代政治传播的复杂性,又为认识这种复杂性提供了可能.作为政治传播主体,政府在传播态度上随传播关系的变化而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同时,在公众中,个人情感的不可控,使我们更加难以预知政治传播的效果.因此,在政治传播中,寻找熟悉的符号,强化信任,并将这种正面的信任固定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情感,是我们认识政治传播的最终目的.     

试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分期

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由实用走向审美、在实用中逐渐加强审美化的过程。据此,本文对古代散文史的分期试从宏观上作整体的观照,分为四个时期：为实用而求审美时期（先秦两汉散文）,自觉追求形式美时期（魏晋南北朝散文）,实用和审美并重、追求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统一时期（唐宋散文）,寻求总结创作规范和向现代散文转化时期（明清散文）。     

新闻媒介还是朝政传播——中国古代报纸媒介范式研究

中国近现代报纸并不是在中国古代报纸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自西方"舶来",由此引发了"中国古代报纸是否是报纸"这一经典论争。中国古代以官方邸报为主、民间小报为辅的媒介系统绵延一千多年,前者的信息传播主要限于官僚机构内部,后者则受到官方严控且信息常常失真,二者都不同于作为新闻媒介的现代报纸。同时,相较于近代以来日益加速的媒介更迭,中国古代报纸在形式、内容和技术应用等各方面又呈现出相对静态的媒介特征。从总体的媒介范式上看,中国古代报纸是服务于朝廷政治需求而形成的组织传播形态,其基本诉求和功能都是维护朝政,与近现代报纸的大众传播模式有着明显差异。在宏观历史视野中整体把握中国古代报纸的媒介范式,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播传统。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究其成因,主要有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压力、文人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这三方面因素。这种政治情结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