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塘南儒家生死观探析

在中晚明三教融合的背景下,江右思想家王塘南开辟了一段建构儒家生死观的具体历程。从转移生死问题的无生死到直面生死问题的了生死,再到推崇生死问题的重生死,乃是这一历程的内在脉络。此一历程清晰呈现了中晚明儒家生死观合法性的一个具体面向。     

儒家生死哲学与毛泽东的生死观

儒家生死哲学对于中华民族的大众心理和民族性格曾产生深刻影响,毛泽东也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熏陶。本文从生死观的本体论基础,生死观的现实表现,生死观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儒家生死哲学与毛泽东的生死观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了论述,说明了毛泽东的生死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儒家生死哲学基础上形成的。     

伟人的终极关怀--论毛泽东的生死观

终极关怀与人的生死问题密切相关,是人类超越生死对立的基本途径。对生死问题的思考贯注于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超越生死的基本心态是乐观、奋斗,从早年到晚年都是如此,尽管其中也有重要差异;毛泽东将生死问题置于终极性价值关怀之下而消解了生死的尖锐对立,这种终极性价值关怀在早年是抽象的精神实体,即"大本大源",在世界观发生转变以后,则是共产主义理想、人民本位。在人文精神失落、终极性价值消褪的今天,重温毛泽东的生死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儒家对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争一直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二者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而儒家生态智慧却整合和超越了二者,既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自然为中心,而是以人—自然为理论基点,既肯定人类的价值,又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和存在权利,为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念提供了价值取向。     

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人本关怀:编辑出版的终极追求

当代中国出版走向市场、走向产业,重视图书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的终极追求是经济效益,我们更应重视图书的社会效益。这是因为,出版的本质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教育,它通过文化建设与文化积累来教育人、培养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出版业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它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人本关怀。     

儒家伦理视阈中的特殊教育人文关怀

特殊教育发展至今既需要支持其进步的工具理性研究,更需要支撑其发展的价值理性反思,从儒家伦理视角反思特殊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即是基于中国本土特殊教育的价值理性反思。儒家伦理以"仁爱"阐明特殊教育之需要,以"性才"证明特殊教育之可能,以"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说明特殊教育之权利,从而倡导一种在仁爱情感之下的彰显平等且极具包容又合乎残疾人真实人性充实与发展的特殊教育理念。这一理念透射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并因此指引中国特殊教育走上由福利教育→国民教育→隔离教育→融合教育的发展道路。儒家伦理对特殊教育的人文关怀重情而轻理,因而当前特殊教育中的技术支持与制度管理有待加强,西方伦理对特殊教育的人文关怀重理而轻情,所以可为当前特殊教育提供技术、制度及管理上的引导借鉴,毕竟合情又合理的特殊教育模式才是尊重、实现、彰显残疾人价值的有益模式。     

司空图的“主体超越”与当代作家的审美追求

作家创作作品,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而作家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质、个性趣味、审美追求,则决定了其作品的质量和水准。唐末的司空图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中,多方面论述了“主体超越”的问题,给今天的审美文艺创造以重要启示,为作家的审美追求匡定了框架。     

余光中高雄诗作中的现实关怀

诗人余光中,1950年从大陆来到台湾,写过大量怀乡诗作,曾被称为乡愁诗人;然自1985年9月10日定居高雄以来,即所谓高雄时期,却写下大量以高雄为主题的诗作,计30余首,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高雄的现实关怀。本文聚焦此30余首高雄主题诗作,从乡土、环保、政治议题切入,援引传统文学理论,尤着重于现实关怀的论述。     

余光中高雄诗作中的现实关怀

诗人余光中,1950年从大陆来到台湾,写过大量怀乡诗作,曾被称为乡愁诗人;然自1985年9月10日定居高雄以来,即所谓高雄时期,却写下大量以高雄为主题的诗作,计30余首,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高雄的现实关怀。本文聚焦此30余首高雄主题诗作,从乡土、环保、政治议题切入,援引传统文学理论,尤着重于现实关怀的论述。     

超越与重构:论文学阐释中的价值追求

文学阐释是一个持续生长着的精神进程,要经历文本、时代和心灵的三重超越。文本超越注重对文本的反思和对话,时代超越要尽力发掘文本的人文精神,心灵超越是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建设。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阐释主体通过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从而再构造另一理想的世界。对文本超越与重构的实现从根本上依赖于阐释主体的崇高心灵。     

超越与重构：论文学阐释中的价值追求

文学阐释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精神进程，要经历文本、时代和心灵的三重超越。文本超越注重对文本的反思和对话，时代超越尽力发掘文本的人文精神，心灵超越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建设。在这种超越的过程中，阐释主体通过心灵构筑意义的活动从而再造另一理想的世界。对文本超越与重构的实现从根本上依赖于阐释主体的崇高心灵。     

马克思主义生死观的意蕴及其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当代大学生衣食无愁,但一些人却感觉生不如死,成为灵魂的流浪者,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家园。马克思主义生死观的研究对当代大学生意义重大。由生观死,有助于我们坦然地面对死亡;由死观生,有助于我们合理地建构自己的生存理念。     

儒家终极关怀论的现代建构--牟宗三“内在超越说”论析

“内在超越说”是牟宗三建构的现代儒家终极关怀论,它基于天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而肯定人之超越的可能,基本内容包含了“境界形态”和“实有形态”两条超越理路,相应地体现出“注重理则”与“注重实践”两大理论特征。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峙,“内在超越说”借鉴中国哲学独特的实践观念得以贯通上述两个方面,对现代儒家终极关怀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教育终极关怀的现实检视与诗意栖居

在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语境下协调真、善、美与利、名、欲的关系,这是当代教育的现实问题。作为寻觅人类精神家园的先锋,教育终极关怀体现了教育对社会或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价值及作用的哲学沉思,从而为"教育为何"、"教育何为"和"教育如何"奠定精神底色,从根本上回答教育所彰显的人类精神与时代使命。教育终极关怀不仅承载着教育实践的底线、良知和责任感,而且肩负着教育理论的法线、信仰和尊严感,整体性、永恒性和幸福性是教育终极关怀的生命情结和精神指向,对完满、完美、完善的追求,对智慧、理想、幸福的瞻望,对人性、生命、灵魂的思考是教育终极关怀的题中之义。     

乐观奋斗：毛泽东生死观的价值取向

乐观奋斗是毛泽东生死观的价值取向；乐观奋斗是毛泽东生命观永不熄灭的亮点。要奋斗首先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命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正确地对待生死，使得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不畏艰难，以乐观奋斗的精神笑对人生；正确地看待生死，使得毛泽东以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奋斗不息的人生方式去与命运抗争，并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只争朝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死观和人生价值观。     

略论儒、释、道的生死观

关心生死问题,是人类一切文化都无法回避而又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儒、释、道三家文化不仅对此有其各自的理论观点,也有其各自的实践过程。儒家重生轻死,强调有为人生,生当做人杰,死则亦鬼雄;佛家重修炼人生,强调生死轮回,追求“常乐我净”;道家重乐生长生,强调生死自然。儒、释、道三家生死观及其实践,不但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文风景线,而且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终极关怀与审美超越：论梁宗岱新诗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是梁宗岱诗论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梁宗岱新诗的重要特色。从空间的万千事物,到时间的每一瞬间,诗人都聆听到了＂宇宙底精神＂及对＂永恒的迫切呼唤＂。借以这种宇宙意识,梁宗岱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完成了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人文关怀与现实关切的冲突与交融——院大学生人文素质的调查与分析

师范院校的大学生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 ,其人文素质如何 ,既是衡量师范院校人文教育成败与否的主要标志 ,又决定了未来一代国民精神人格之塑造。因此 ,对我院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 ,不仅可以为我院实施人文教育战略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 ,而且也是高校教育学研究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以人文知识、人文情感、人文修养及人文追求四个方面来构建研究框架 ,试图通过对我院大学生的知情、意、行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观照和调查分析 ,真实而全面地揭示研究主题     

论韩愈文学观对儒家正统文论的解构与超越

中唐伟大文学家韩愈 ,尽管其一生并未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他在诸多诗文中表露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 ,在当时乃至后世都起着积极、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他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坚守儒家道统的同时 ,注意吸收当时被视为“异端”的道、佛、墨、法等诸家有益的思想成份 ,自觉地解构和超越了先秦两汉儒家正统的文论 ,从而使其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符合了时代和人们的审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