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大典》的编纂始末

文章详细介绍了嘉靖《明伦大典》的编纂过程，该书由《大礼奏议》到《明伦大典》最后成书，历时四年，几易其稿，经数人之手，是嘉靖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史料，对大礼议及嘉靖政治研究有重大意义。笔者通过分析该书的编纂原因、编纂过程以及内容上前后数稿的异同，深入发掘了该书的重要意义与史料价值。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本文对明世宗继位初期新旧势力的议礼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双方议礼观的实质。作者认为,以张璁为首的“大礼新贵”所取得的胜利,为世宗亲自主持进行的、旨在革除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嘉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大礼议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合作、分歧、挽救: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史

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分歧再到挽救的复杂变化过程."大礼议"刚刚展开之时,由于学术观点的契合,加上议礼派中的部分成员是阳明的弟子和仰慕者,王阳明与议礼派合作密切.随着议礼派全面接管政权,议礼派内部在如何起用王阳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更因为思想背景的差异,以桂萼为代表的一方对王阳明产生了排斥感.阳明去世后,对阳明极其反感的嘉靖帝,企图彻底取消王阳明的恤典,此时议礼派居中协调,为王阳明挽回了部分待遇.这一过程一波三折,以致很多细节尚未受到明代思想史研究界的重视,反而被黄绾等阳明弟子具有偏见的记载所误导.客观而又全面地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更真切地反映王阳明以及阳明学派在嘉靖朝初期政局中的生存状态,从而丰富今人对王阳明的认识.     

明代"大礼议"前后的内阁体势变化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其权力呈现逐渐增长趋势。至正嘉之际,皇权虚空,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这种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从而形成议礼后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的削弱,相对于行政系统的增大,以及阁臣间更频繁争斗的局面。这些变化对明后期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

该丧礼文献乃系传统村落文化田野考察所得,是相对于我国古代官方"国礼"文献而言的"村礼""族礼""家礼"新见文献。因而,《文公家礼·丧礼》一方面其体现了官方大传统下的儒家正统丧礼的观念,另一方面因受历史、地域以及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自成特色,是研究清代湖南地区社会风情、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丧礼的重要新见史料,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大礼之争”是非考辨

关于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之争”,史家历来鲜有定评。《明史》卷一九○责难杨廷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夏燮认为,天子有统无嗣,继统不可以伦序言,世宗之天下,受之武宗,既然继武宗之统,“则当祢武宗而祖孝宗”;谷应泰则持两端议:“兄称武庙,因欲并考孝宗,则孝以无孙反因得子,于义为诬;称子逼武,二统嫌孝,于理亦碍。……所疑者,考兴献则疑于无孝宗,皇兴献则疑于跻武宗。凭几弥留,奉迓入继,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仅欲召兴献而乱其统”。笔者认为,“大礼之争”,杨廷和等议礼诸臣的主张完全合乎古礼,无可厚非。下面谨——胪陈辨析。至于“礼争”的由来、影响及与皇权的关系等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皇帝、“国王”与土司——从“议征安南”事件前后看明嘉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在明嘉靖时期的宫廷政治中,以"大礼议"为线索,逐渐强化形成关注帝系正统与权力传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将"大礼议"宫廷政治与"议征安南"的"国际"政治以及统驭土司的地方政治置于同一视域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影响到中原王朝处理安南国内篡权行为的方式,还引致朝廷对于边境土司权力传承谱系的格外关注。在此种意识形态之下,不同人物、势力经历不同的命运境遇,展示不同的应对策略。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以礼为正 ——《左传》中断语"礼也""非礼也"研究

"礼"为春秋时代评判个人、国家等行为主体的通行标准,在《左传》中即体现为"礼也"非礼也"断语的大量使用.《左传》以"礼"进行评判时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评判范围以人事中的政事为主而鬼神之事较少,吴、楚等国已纳入与中原诸国相同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礼也"非礼也"中所包含的"礼义"与"礼仪"之分,体现了春秋时代对于"礼"内在正当性、合理性的自觉探索,散发着强烈的政治实践理性色彩.     

《四库全书》本《唐才子传》考略

《四库全书》本《唐才子传》是四库馆臣以《永乐大典》"事韵"、"姓氏"中文字缀合而成的。与《永乐大典》原文及元刊本相校,《四库全书》本在体例和文字方面均有改动,但其中异文对《唐才子传》校勘的价值不大。     

南宋郊庙歌辞作者考

《全宋诗》所栽南宋郊庙歌辞是目前最为完备的辑录,但其对歌辞作者所考甚少。《永乐大典》本《南宋馆阁录》及《中兴礼书》中遗存大量资料。据之,350首歌辞可新考其作者。其中30位作者已见《全宋诗》,13位作者《全宋诗》未载其人。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早期道家著作中的“礼”与“理”

"礼"、"理"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持续数千年的话题。早期道家著作《老子》《庄子》中二字的用法,为二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系定下了基调。"礼"字已见于甲骨文,从春秋时期开始,"礼"被逐渐赋予了形而上的阐释。"理"字则罕见于战国以前的文字资料,直到战国中期,对"理"的理论化改造才展开。《老子》无"理"字。《老子》中的"礼"和"义"被分开,"礼"仅指外在仪式,属"下德"之末,距"道"最远。《庄子》继承了《老子》中"礼"字的用法,并沿着《老子》重视"礼"之内在情质的思路,抨击儒家拘守的"世俗之礼",主张安于"性命之情"。《庄子》引入了"理"概念,作为儒家式"礼"概念的对立面和替代品。《庄子》的"理"概念补足了老子"道"论缺环,从此"理"和"道"遂成为不同学派广泛采用的一对理论概念,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