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川藏贸易

由于四川与西藏所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川康地区成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元明两代,随着西藏僧俗部族与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在宗教、朝贡关系方面的日益频繁,以茶马互市为标志的川藏贸易关系也日益发展。清初以来,川藏贸易关系进入了蓬勃兴盛的新阶段。川藏贸易的集散地打箭炉,成为重要的民族商埠城市,“商旅满关,茶船遍河”,西藏和川陕各省商贾云集,商号、商行和货栈遍布炉城。康藏羊毛、皮货、麝香、虫草、贝母、鹿茸经此运销内地,内地茶叶、布匹、绸缎等大量流向藏区。     

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

文章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主要探讨明代以茶驭番的治藏政策,并分析了汉藏茶马互市在治藏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实施,是明代有效统治藏区的关键。历代汉藏两地之间单纯互补的经济贸易活动,到明代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从而达到了良好的治藏效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藏汉文化交流与交融——以南路边茶传统制作工艺变迁为例

通过梳理南路边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和贸易历史，认为南路边茶的制作工艺在唐代初见雏形，到宋代又新增了“渥堆”工序。唐宋两朝的“茶马互市”，由唐朝的单纯经贸往来，到宋朝的“以茶治边”“以茶博马”，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元明清时期在茶马政策和“西番茶”制造工艺的影响下，南路边茶制作工艺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变迁过程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是藏族对汉文化趋向性的认知，是汉藏在漫长岁月交流互动中达成的文化基因上的契合，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

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自唐代以来,茶马互市在繁荣西北边疆城乡经济,开拓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茶道、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藏族人民通过茶马互市获得茶、绵等生活必需品,同时也为自己的土特产品找到了销路,因而把茶道视为“金路”。明人李化龙在《议复开市抚赏疏》中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给焉。……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这充分表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康区近代商业初析

一康区社会以畜牧业为主,农牧民为了生活的需要,在彼此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孕育了康区早期的商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康区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据史籍记载,藏汉人民商贸往还发端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宋、明尤盛。至明时交易范围渐次扩展,除茶马互市外,还输入汉区红缨、毡衫、米、布、椒、蜡等日常生活用品。清雍正时,清王朝在康区设置土司210员,藏汉贸易大为发展。清末赵尔丰充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改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略论历史上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

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唐代,两族关系就很密切;唐朝“与吐蕃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与藏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结成了血肉联系,两族间的茶马互市,正是这种密切联系和传统友谊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汉藏民族间的茶马互市始于唐代,而末、明两代最为兴盛。清代以后,两族间的贸易已扩大至茶马之外,无论贸易的规模或交换的种类,都已发展到更为广泛的程度。早在唐朝以前,封建王朝已向西北少数民族买过马。例如东汉元初元年(公元一一四年),汉廷为了加强边境的军事力量,就曾向羌人买马。唐代,吐蕃兴起于西藏高原后,     

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

清代康熙中,陕甘官营茶马市受到四川商茶体制冲击,藏汉贸易中心南移,形成打箭炉与松潘两大贸易中心,将藏汉边茶贸易推向了历史高峰。边茶贸易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通过发展边茶贸易,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康藏边疆地区各土司的抚治,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而巩固了西南边防。边茶贸易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权干预,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加以乾嘉以后封建茶政腐败,边茶流通体制僵化,经营方式保守落后等原因,导致以边茶为主体的藏汉贸易一度中衰,进而为印茶涌入藏区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对处理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将不无镜考的意义。     

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分析

官营茶马贸易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不仅有其经济原因,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一方面,茶马贸易是由分工而引起的交换,随着中原地区茶叶经济的发展,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嗜茶成风,同时宋王朝又因种种原因,需要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口战马,从而,中原与周边对茶叶、马匹的供需关系,就成为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两宋时期"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迫使宋王朝把市马看做是加强军备的"国之要务",宋与辽、金,及一定时期与西夏的敌对关系和宋蕃抵御西夏的共同政治、军事目的促使官营茶马贸易在宋与吐蕃之间确立起来.     

清代甘肃交通拓展与民族贸易点的区位分布研究——以“茶叶贸易”为例

甘肃地处西陲,气候干旱且民族众多,本不产茶叶,但为解决和满足西北游牧民族的饮食需要,遂成为历代民族间"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清继明后,沿袭传统的"茶马互市"。乾隆以后,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民族间的"茶马互市"逐渐转变为商业性质浓郁的"茶叶贸易",并以甘肃为转销中心,分销茶叶于西北各地甚至境外,甘肃因此成为西北乃至全国茶叶的主要集散地,并沿省内交通线出现了众多茶叶销售的中心城市,形成独特的"茶叶贸易"的区位分布,而这一分布与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甘、川、青交接区域区际联系与民族经济社会开放开发研究

本文依据区际联系理论,从甘、川、青交接区域的背景和地位出发,首先论述了历史上该区域以农牧业初级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以“茶马互市”商贸城镇为特色、以贸易通道为纽带的区际联系;其次,从八个方面集中分析了建国以来该区域区际联系的变化与特点;再次,提出了建立在客观区际联系基础上的开放开发途径和对策。     

宋代邕州马节

本来,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马匹,特别是官军中的大量战马,大都来自西北,是通过"茶马贸易"交换来的.可是,南宋时期朝廷所用马匹,却是通过"买马司"从广西购进的大量"广马".南宋初年,金兵南下,朝廷偏安临安(今杭州),通往西北的道路被截断,马匹来源随之断绝.南宋朝廷不得不"于广西邕州置司,互市诸蕃马",从云南大理以及云     

临夏：回首“民营”路

临夏：回首“民营”路鲁显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以商贸繁荣而闻名。近几年，临夏以开放市场、搞活流通为突破口，放手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制等民营经济，成效非凡。临夏人多地少...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浅析藏汉“茶马贸易”的发展脉络问题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贸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几千年前,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条完全用人、马的脚力踩出来的,用无数血肉之躯铺就的古道——茶马古道。藏汉民族就通过这条古道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增进民族间的团结与友谊,这促进了沿途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各方面的繁荣与发展。本文将重点探究藏汉经济交流的这种主要形式——"茶马贸易"的历史发展问题。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初探

"茶马古道"是一条主要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它作为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古代交通大动脉,历经唐、宋、元、明、清,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可低估.它在历史上不仅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高原城镇化的发展,为汉、藏以及其他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历代中央王朝通过"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更加巩固了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今天,"茶马古道"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文化资源上都是一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古道,因此它的旅游品牌效应具有不可复制性,拥有巨大的国际旅游市场潜力.     

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调查研究报告

甘南州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位于甘肃省的西南部,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远自中世纪以来就是内地同藏族进行茶马等“互市”的主要贸易点,也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的地区,因而一向被认为是通向高原的门户,今天这里仍然是农牧贸易十分活跃的地区。甘南州现有58.24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7万多,占人口总数的47.6％;总面积为4.4万余平方公里;海拔2600—4500米之间,平均海拔达3000米,气候寒冷低温.温润     

杨一清茶马整顿案评述——明代西北茶马贸易研究之二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祖籍云南安宁。其天资聪颖,少能文,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明宪宗命内阁择师教之,际遇可谓不凡。成化八年中进士后入仕,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先后任按察佥事、督学使、督理马政御史、陕西巡抚、三边总制、兵部尚书、内阁阁臣及首辅等职,于任多有建树。《明史》评价他“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其术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是明代中期不可多得的第一流的政治家。 弘治十五年(1502年),杨一清因刘大夏之荐,被任命为督理西北马政的全权御史,对明王朝的西北马政及茶马贸易,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整顿。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杨一清的整顿,对成化、弘治、正德年间的茶马贸易,作一简要评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成化、弘治间的茶马贸易与杨一清的出理马政 明代初期,明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与河、湟、洮、岷地区的茶马贸易,由于明太祖、明成祖高度强化的集权制下“金牌信符制”的推行,而盛极一时。但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其作用毕竟有限。明宣宗以后,官方的茶马贸易日趋衰退。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金牌信符制罢废,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的局面被打     

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

研究了一向为史学界所忽视的明代茶马互市的特点,即朝贡互市制和差发马制度。《1641—1793年中国西藏与锡金(哲孟雄)的关系》,论述了中国西藏与锡金王国早期交往的史实,是研究中国西藏与邻国关系的初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