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重赋的数据分析——以苏州府为例

明代前期“江南重赋”曾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我们知道,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各县耕地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93.3%,以后的田赋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该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不过,从永乐年间开始,苏州府的官员通过土地税的“加耗”（运输成本）与徭役来操纵税额,达成各县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明代妇女地位低下原因初探

明代妇女地位与前代相比,尤为低下。尽管明代中后期以来,社会对妇女约束有所放松,妇女改嫁也能为习俗接受,妇女地位有所回升。但仅仅是微弱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整个明代妇女地位低下的本质。而明代妇女地位低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论明代翻案剧兴起之原因

明中后叶,传奇剧坛兴起了为负心书生开脱罪名的翻案剧,究其原因,可从四个方面来探讨:统治者对演剧内容的禁限;明中叶以来哲学思潮的影响;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的审美倾向;传奇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四个方面是相关联的、共同影响促成了明翻案剧的兴起.     

明代后妃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管理后妃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此一管理制度及运作程序,体现了朱元璋及有明一代的政治文化特色,即记取前车之鉴,注重防微杜渐的政治理念;厉行重典管制,严格教育训化的施政方针;践踏女性生命,野蛮残忍无道的政治伦理。明代后妃制度虽卓有成效地防止了后妃、外戚干政,但却为权宦纂权开了方便之门。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巡按御史与明代地方政治

中央政府派遣监察官巡视地方,检查和督促地方官吏工作的制度,在自战国迄明清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政治中发挥过极大的效用,其中以汉、唐、明时期尤为突出,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明朝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不久便已派御史到地方巡察。按《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①但当时毕竟是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所以仅仅是沿袭我国自汉唐以来造官巡察地方的旧例,还未成为正式制度。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津开始对全国的官制进行全面调整。罢御史台,十…     

明代科举与教育一体化对其政治风气的影响

明代为了协调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使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二者浑然一体,难分难解。明代的政治风气,是与明朝的王权政治相联系的,科举教育一体化对于巩固明代王权政治有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王权政治本身的弊端,科举教育一体化的弊端无法最终克服而导致政治文化走向没落。     

明代追和词的兴盛及原因

明代追和词数量大增,并且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明代诗坛的复古运动亦影响到词的领域,明人对于唐宋词极为尊崇,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追和之风的盛行。明代诸多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整理也为明人追和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人唱和往往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这是明代追和词兴盛的重要原因。对于唐宋名家名作的大量追和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弘治嘉靖年间明词的中兴。     

明代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

终明一代,人们对楚辞的评论与研究皆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明代前期,皇权膨胀,理学独大,朱熹《楚辞集注》大抵是唯一流行的《楚辞》本子。明代中叶以后,学术思想转趋自由,《楚辞》新刊新注本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楚辞学的日益兴盛。有见及此,全文以明代政治场域为背景,从明代前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代后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末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清初明遗民的楚辞学四个方面考察明人楚辞研究的特色。     

明代总理河道考

明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依赖于东南地区,通过运河输送至京。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自明宪宗时在中央设立总理河道一职,专门负责运河管理。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总理河道的设立,不仅对明代水路交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也为此后的清政府沿用。     

略论三百年明史的经验教训

明代历史给后人留下的深刻的经验教训是:不管什么人,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要把国家治理好,好的章程和优秀的当权者必须同时具备;一个政权,当其建立时间相当长之后,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须主动进行改革,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官吏是否廉洁,对于政权的兴亡,往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担当国家重任的掌权者,当新的先进的社会因素出现时,千万不可忘记爱之、扶之,否则就会酿成大错;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友好相处是常态,矛盾、冲突是变态,相互间关系的总趋势是日益密切,要自觉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处理有关问题;在对外交往中,强大的综合国力非常重要,积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也非常重要。     

论明代神魔小说的发展历程

明代神魔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朝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市民阶层的扩大和个性思潮张扬给明代神魔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神魔小说以《西游记》为代表作,在整体上达到了神魔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对后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魔小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酝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

唐代女性的诗歌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她们的道教情怀，作者从唐代崇道氛围的濡染、生命本真的向往、生存空间的拓展、生命翻腾的调和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情怀产生的原因。     

明代怡老诗社综论

怡老诗社在明代的兴起 ,不仅反映了明代文化的一个侧面 ,而且反映了在当时政治、经济背景下文人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情趣 ,并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影响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