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他——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二

一、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西路军究竟为什么失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份领导同志时提出了两个原因:其一,“红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     

辛亥革命与“反满联盟”

<正>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认为:“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那么,辛亥革命为什么在“赶跑皇帝”以后,又遭到失败呢?这是史学界尚未准确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辛亥革命不幸的结局是由辛亥革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反满联盟”决定的。     

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与《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把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项英并对其在新四军中的工作全盘否定是不妥当的.项英同志在领导新四军工作期间(1937年12月-1941年1月)是功大于过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但同时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论僵化体制模式的理论基础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它的形成是以“左”的理论指导为基础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的:“特别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就使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什么是‘左’的理论指导?什么是僵化体制模式?我认为,“左”的理论指导就是产品经     

王明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这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是我们党所犯的两次最大的错误,一右一左,从两个不同的     

论刘少奇对新四军的贡献

刘少奇参与主持新四军工作期间,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新四军中贯彻党的建军原则,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与敌伪顽浴血奋战,大刀阔斧地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重建新四军,打开了新四军发展壮大的新局面,功彪新四军军史。     

也谈《水浒》中的宋江

《文史哲》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发表的《宋江形象浅析》(以下简称《浅析》),对《水浒》七十一回本中的宋江形象作了大致的剖析。《浅析》认为:“在该作品中宋江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我认为,《浅析》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对宋江形象的分析和评     

共产党员要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全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抵御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侵蚀、纠正自身错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的有效方法……,全党同志必须正确运用这一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开好民主生活会。”领袖的精辟论断和中央的决定,充分说明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的重…     

“捣衣”解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刊登陈绍仁同志《“捣衣”不是洗衣》一文,指出《李白诗意图》把“捣衣”画成洗衣是理解上的错误。文章说捣衣是“缝制衣服的一种劳动”,认为应“把诗意改画为一古代妇女在长安的一个普通房舍里正在为远征的丈夫缝制寒衣”。这种把“捣衣”理解为“缝衣”的看     

为什么要把世界划分为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五年第二期《论信息的哲学本性》(以下简称《信息》,作者刘长林)一文认为,“决不能把整个世界分成精神和物质这样两方面,”如果说“任何事物或是精神或是物质,”“其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错误引伸,不能成立”。“因为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本质上是属性与产生属性的实体的对立,是谁决定谁、谁产生谁的问题。”那么,世界该怎么划分呢?《信息》给出了这样一种划分:“一部分是原型的物质世界,一部分是作为其反映的信息世界。”     

物质的决定作用和意识的反作用

“决定作用”和“反作用”,是一对哲学范畴,它主要是反映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一对范畴。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马克思还使用过“决定性的反作用”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也曾对这一对范畴作过明确的表述:“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     

“两种生产”涵义再辨析——与孙美堂同志商榷

<正> 对于“两种生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理论界有备种不同的理解和解说。孙美堂同志的《关于“两种生产”真正含义的辨析》(载《东岳论丛》1986年第3期,以下简称《辨析》)一文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读后给人以一定的启发。但是笔者以为,文中一些基本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辨析》认为,以往人们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序言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解,“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自觉不自觉地把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资料     

试论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2页)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实践结果的成功或失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错误.但是,实践结果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不易确定,需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只有正确地判定实践结果的成功或失败,才能正确地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那么,衡量实践成败的标准是什么呢?     

相对真理中有可能隐藏着错误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有一段至理名言:“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①对于这段话,长期以来,各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有可能隐藏着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方面。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真理就是真理,不可能隐藏着错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合乎真理的认识”,只是“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如地心说之类的假说,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真理。对恩格斯的这段话如何理     

关于牧区发展乡镇企业的探讨

(一)中央八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央对乡镇企业所作的总结和赋予的使命,标志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讨论体改理论问题

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于1984年12月举办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学习中主要讨论了《决定》中的第三、四、五部分。与会者一致认为,《决定》阐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会者都认为,商品经济并不是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所特有的。有的同志举例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商品经济是时隐时现地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     

“落实”问题辨析

一、为什么要强调抓落实近年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一再强调狠抓落实,抓好落实问题。省委、省政府更是经常强调,中央和省里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抓好落实。甚至专门做出决定,把今年作为全省的“落实年”。各级领导、特别是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再强调抓好落实,狠抓落实?我认为至少有三点: 一是经过十六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早     

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嗎?

许多文学史和评论古典小说《水浒》的论文,都把宋江形象评价为英雄人物,错误地美化了宋江。例如有的说,宋江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有的人甚至还说宋江“不只是阶级斗爭的英雄,也是民族斗爭的英雄。”《水浒》里的宋江形象到底是不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英雄呢?特別是对他投降前的一段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认为确是需要好好探讨一下。我们评价宋江这个典型形象,应该用     

对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兼与王辅一、王秀鑫同志商榷

项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近读到王辅一同志《项英在皖南》[1] 和王秀鑫同志《关于项英在新四军王作中的功过问题》[2] 两篇专论,有感文中减轻项英错误、溢美之处甚多。笔者认为项英在皖南的错误,无论是其性质还是造成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决不可低估。     

也论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命题

“杀盗非杀人也”这一命题,是墨家的光辉逻辑著作《墨辩·小取》中提出的,对这一命题人们历来争议较多。不少人受《荀子·正名篇》的影响,认为这个命题是诡辩,是“惑以用名以乱名”。也就是说这个命题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命题是墨家为了宣扬“兼爱”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了逻辑;另外,也有不少人为这一命题作了辩解。认为《小取》中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从“获事其亲,非事人也”等例,根据《小取》“以类取,以类与”的原则和“援”式合乎逻辑地推出“杀盗非杀人也”的结论的,因而认为这一命题不是诡辩。(参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选》462—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