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期的伦理难题及其突破视角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危机根源于经济转轨、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家族关系及家族地位的变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市场经济形成了新的伦理基础与伦理逻辑，文化冲突更使得变革时期的中国伦理处于阵痛之中。于是，寻找转换点便成为现代中国伦理面临的理论课题，具体地说，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转换点；经济与伦理的转换点；法律与道德的转换点。它们构成现代伦理研究的理论前沿。现代伦理建设的基本矛盾有三方面：伦理与经济的游离；伦理对社会、对人的行为干预的无力；缺乏根源动力。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建立论理制度，尤其是企业的伦理制度；二是确立“德得相通”的社会与文化的伦理机制；三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伦理理念。而家庭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建设，就成为变革时期伦理建设的重要的突玻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与现代中国的伦理转换

本文认为现代伦理变革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伦理变革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构成相互诠释的关系；与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相关联；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相同一。战争年代形成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伦理精神，“文革”以前的伦理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它以“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政治体制为保障。民族生存发展的压力、革命时期的伦理、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苏联模式的移植，构成中国伦理现代转换的重要背景。如何处理伦理与经济的关系、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伦理与政治的关系，构成现代伦理转换必须解决的三大难题     

文化资本与管理伦理

本文立足于当代诸社会科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视角，分析阐释了“文化资本”这一崭新的管理哲学概念。由此切入，文章以理论分析与个案例证相交叉的互证方式，探究了现代管理哲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相互增生的社会现象，进而提出了《管理伦理》的新理念及其基本解释，探索了现代管理伦理的新课题及开拓这一富于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课题之紧迫性和艰巨性，以期为我国现代管理哲学和管理伦理贡献一份探索性方案     

论现代家庭伦理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相应地，家庭伦理教育作为社会整体伦理教育有机体的基础部分，在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道德人格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家庭伦理教育，是在继承家庭伦理教育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方面，现代家庭伦理教育以过去的家庭伦理教育的优秀遗产为自身赖以支撑的前提、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现代家庭伦理教育又渗入了现代伦理教育的精神或要素，并依据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把现代伦理教育的精神或要素和传统伦理教育的优秀遗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现代伦理教育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一、家庭伦理教育的原则家庭…     

网络经济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网络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其强调个人利益、个人道德自律的新型网络伦理文化与传统伦理文化相冲突。而传统伦理文化可节约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成本,增强经济交易所必须的信任感。只有把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网络经济的伦理内涵相结合,才能建构适应现代电子商务的新型商业伦理文化。     

试论现代伦理教育三种基本方式的统一性

从组织形式来看，现代伦理教育可分为家庭伦理教育、学校伦理教育和社会伦理教育。这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其中，家庭伦理教育是基础，学校伦理教育是主干，社会伦理教育是外部条件，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家庭伦理教育方针、学校伦理教育方针和社会伦理教育方针的一致性现代伦理教育的方针是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格。无论是家庭伦理教育，学校伦理教育还是社会伦理教育，都是以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格为根本宗旨的。家庭伦理教育、学校伦理教育和社会伦理教育在各自领域的实践中都贯穿共体现了这个价值目标，这说明…     

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向度

厘清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是建构中国现代伦理的关键.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拟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立足于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比较分析,从传统伦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角度来思考和阐释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向度问题,以期对我国转型期的伦理建设提供-点有益的帮助和借鉴.     

广东省伦理学学会召开1997年年会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进一步推动本地区的思想道德建设，广东省伦理学学会于5月26日在广州召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经济伦理建设研讨会”暨1997年年会。共有60多名伦理学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同志围绕经济生活与道德的关系，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实质作用，社会伦理与经济伦理的关系以及如何确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伦理精神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探讨。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会的组织功能，这次年会还进行了学会的换届工作，并增补了部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担任学会领导和常务理事。…     

生命伦理视阈下大学生耐挫力的培养

所谓耐挫力,是指客观现实态势与主观期望值出现强烈反差时,生命主体能够禁受得住挫折的能力,它以生命主体自身平衡力、意志力和信念力为支撑。鉴于近年来大学生轻生现象呈递增趋势,应从生命伦理视阈培养大学生的耐挫力。应采取的对策与举措为:让生命伦理教育伴随高等教育全过程,编写具有普适意义的生命伦理教材,在社会实践中融入生命伦理教育内容,在心理疏导过程中强化自我调适,从而增强大学生耐挫力培养的系统性、科学性、激励性与实效性。     

伦理决策语境下的包容性增长研究

伦理决策与包容性增长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社会信任发生变化、传统工业文明的文化向现代商业文明的文化变迁、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过程中,伦理决策有弱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在伦理决策语境下,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政治伦理发展路径,以市场为依托的经济伦理发展路径和以社会为背景的生态伦理发展路径。     

反思与重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思考——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引发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韦伯学说的韦伯热。当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韦伯的学说对于协调市场经济与伦理价值两者关系,仍然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韦伯经济伦理价值观解读的基础上,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伦理价值根源,探讨传统伦理价值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条件,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论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往往使一些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淡化了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上的崇高追求,从而在文化上迷失方向。然而,蕴含在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中的文化理念,却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在企业发挥着精神“发动机”、价值“导航仪”、伦理“制动器”的作用。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构成的文化理念,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真正成功之道。     

德性秩序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学意义

启蒙现代性智识所指引下的世界秩序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既有国际事务裁决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的或经济的衡量，仅能够反映个体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利益却无法反映个体对于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深刻反思了这种理性至上的伦理思维，人类的文明实践指明人类需要兼具理性与德性的伦理基础，全球政治实践需要理性思维，亦需要崇高的道德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了人类构建公序良俗的“公正世界”的蓝图，有效地克服了启蒙现代性理性至上的伦理思维给予现代人的人文危机，勾勒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未来愿景。     

论事理、伦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关于中国市场行为价值规范的研究

人类经济活动对象的二重性,决定了"事理"与"伦理"的互动关系,也决定着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伦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情"伦理规范的历史特殊性,现代中国市场行为价值规范,又表现为"情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又由于其对现代市场行为规范具有侵蚀性和排除性的消极作用,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依据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育发和提升出一种新型的"情理"与"法理"的互动关系,以便合理地调整和维护好中国市场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     

从伦理经济走向经济伦理──中国经济行为的伦理特征及行为规则的演变和趋势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我国经济活动追求的是经济行为的社会整体伦理结果，是以既定的整体伦理标准来限制、决定经济行为的实现方式。而现今，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事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结果，最大限度地达到经济行为的自身目的。文章就此作了分析并提出，在我国从伦理经济走向经济伦理的过程中，建立完善的经济伦理规则是保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     

从伦理经济走向经济伦理：中国经济行为的伦理特征及行为规则？…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我国经济活动追求的是经济行为的社会整体伦理结果，是以既定的整体伦理标准来限制、决定经济行为的实现方式。而现今，经济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事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结果，最大限度地达到经济行为的自身目的。文章就此作出了分析并提出，在我国从伦理经济走向经济伦理过程中，建立完善的经济伦理规则是保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     

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对SARS事件所做的一些反思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讲求互信伦理、互助伦理、法治伦理。客观地审视和反思SARS事件 ,可以发现我们民族、社会在有关公共制度安排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此 ,我们应创造和提供公共伦理形成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公共生活领域 ;建构现代公共伦理赖以生成和发挥作用的现实载体———现代开放的公民社会的“社群”组织 ;面向生活世界 ,探寻、甄别、确立并认同作为公共伦理核心的社会“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布达拉宫建筑的伦理意蕴

布达拉宫是西藏人民极富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宏伟建筑之一,其中所蕴涵的丰富伦理意蕴是建筑伦理学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布达拉宫既在整体上彰显了藏族崇尚自然与人文伦理的和谐统一,又从伦理功能上突出了藏族特定时代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的结合,而其本身又是藏族艺术伦理与实用伦理的天然结合,其内部与外部建筑也体现了藏族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有机结合。     

善恶因果律与伦理合理性

本文认为,现代中国伦理正处于转型时期的阵痛之中。阵痛中的伦理危机,是伦理信仰的危机。伦理信仰危机的重要根源是善恶因果律的中断与紊乱。善恶因果律的中断,导致伦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缺乏。现代中国伦理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就是重建道德的善恶因果律,由此建立新的伦理—社会生态,赋予伦理以新的合理性。善恶因果律的合理性基础存在于伦理目的性、主体道德责任、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相统一的人文追求和现实指向之中。善恶因果律的现实运作,有赖于新的道德信仰的确立和社会公正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