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视三山杯观五湖——略论李白的古赋

李白古赋不多却成就不可无视,他以诗鸣于世,赋名为诗名所掩是其必然.李白古赋对前人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江淹的规步与仿效是毋庸讳饰的.然而李白古赋出入于传统却不乏创新,除赋体曲终奏雅、劝讽之外,于赋体中注入言志、抒情、怀古、思乡情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李白古赋无论其文学意义、审美价值和社会功效都是值得肯定和深入挖掘与进一步研究的,也是全面、系统研究李白不可或缺的环节.     

高屋建瓴 切中肯綮——《读赋献芹》序

赵逵夫的《读赋献芹》收录历年赋学论文,其中既有宏观的考察,也有个案的研究,内容颇具分量,书名却很谦逊。逵夫考察赋文学的产生与流变,往往高屋建瓴,切中肯綮。透过逵夫于辞赋个案的研究,尤能见出其文史结合,探究历史真相的用心。《读赋献芹》,彰显出逵夫的治学特点在于,他在传世文献而外,很重视把出土文献、口传文献、历史遗存乃至民俗文化遗存纳入视野,加以综合的考察和判断,故其研究具有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依据大量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为赋体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成果:其一,确定了先秦俗赋的赋文学史地位;其二,梳理出了俗赋自先秦至唐的发展线索。     

关于"赋"的名称

早在《毛诗序》的“六义”之说以前,荀子就有以赋名篇的作品问世。因此,荀子的赋其名称的命义不是取义于《诗经》的“六义”。从赋体的起源来说,“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赋者,古诗之流也”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荀子以赋名篇,取义于“不歌而诵”的含义,以与诗三百的入乐歌唱相区别。由于汉初贾谊作骚体诗却以赋名篇,造成汉代以后辞赋的混淆。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 --以20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

赋是一种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体,这一特性使其发展由穷极变化而至丧失自我。20世纪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塑造了新的赋体观念,也影响了赋体创作。有人认为赋是陈腐的帮闲文学,应当遗弃;有人则取其长于歌颂和体物抒情的特性,移植于白话诗歌散文的创作中;也有人试图恢复赋体的文言创作传统。但赋体所面临的文体和语体的尴尬,仍然十分突出,有待解决。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孔臧《鸮赋》与西汉四言赋抉微

孔臧其人及其作品,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其事迹及作品今存于《孔丛子》中,其中的四赋二书当是可靠的。他的《鸮赋》是纯粹的四言诗体赋,确为西汉早期的作品。而四言诗体赋产生也较早,非起于扬雄。从西汉初年到扬雄、刘歆,四言诗体赋呈现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色。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魏晋赋泛论

赋作为一种文体,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当五言诗在汉末成长起来的时候,魏晋的赋仍然十分流行.曹植兄弟、建安七子以及两晋的诗人,都写了不少的赋作.建安诗人分题赋篇,左思赋三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然而,在旧的文学价值观念的衡量之下,“劝百而讽一”的赋是被贬斥的.历代诗词文的评论著作汗牛充栋,而有关论赋的专著,却仅元人祝尧的《古赋辨体》、清人李调元的《赋话》等几种部头很小的东西,近几十年对于一代文学正宗的汉赋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对魏晋以下一个时代的赋体文学的研究就更不多见了.本文即想在这方面做点粗浅的探索,愿专家指正.     

宋代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

宋代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四位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深刻影响了宋代律赋。仁宗于天圣五年(1027)下诏提高了策论的地位,而律赋地位却开始下降。神宗接受了王安石的建议在进士科举考试时候罢了律体诗赋包括律赋,而代之以经义、策问等体例的议论性文章。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禁止士人写作律体诗赋,如有违反,“委御史台弹劾。”因此律赋成为了徽宗褊急性格的牺牲品。高宗考虑到党派平衡,权力制衡,于建炎二年(1128)采取律体诗赋、经义并取的策略。经过改革以后宋代律赋的地位相较唐代律赋的地位有很大下降,而且数量和质量相较唐代都有很大下降。由此可见宋代皇帝对进士科举制度改革对律赋的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     

李杜赋合论

唐人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诗赋为纯文学中心的传统,赋在唐代文学创作中仍占重要地位。本文从赋的创作思想、李杜在赋体创作上的各自定位、赋风与赋艺这样几个方面对李杜赋体创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讨论。李、杜以诗家而兼擅赋体,其赋学思想继承汉代而有所发展,主要是引诗学入赋学。赋体在李、杜的创作定位不同,李白在赋体创作中具有与其诗体创作相近的通过复古而全面突破赋史的宏伟计划,其赋体以讽喻、抒情为主,杜赋创作集中于中年,属于唐人献赋求仕的创作行为,其赋以雅颂为主。但李、杜赋都具有纯正的内容,都有丰富的政治主题。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赋体衰微与宋赋新变——以欧阳修赋的体制源流为例

赋体自《骚》体演化为大赋、骈赋直到律赋,屡变愈下,及宋人为之,鲜能追踵前代,唯于唐代律赋之后开创文赋一体,对于赋体源流递变的考察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领袖,其赋作足以影响一代风气,尤于体制源流,典型地反映宋赋的新变。欧阳修赋作24篇,可以确定其中官题赋11篇为律赋,《黄杨树子赋》为骈赋,《秋声赋》为文赋,《哭女师》《述梦赋》为骚体赋,《螟赋》为荀赋,唯无大赋继承。其他诸篇杂用诸体句式,未可指明一体,总体上由体物言情变为即物议论,赋题既小,且为短制,受唐宋古文写作的影响,具有泛文赋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赋体的演化,延续其脉,但缺乏赋之一体的严谨传承与认真创制,显示赋体的衰微。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汉代纪行赋的艺术特征及其影响

纪行赋是中国文学悠久的行旅文学传统在赋体中的集中体现.文章通过分析具体的赋家赋作,总结纪行赋的一般模式和艺术特色,将纪行赋与其他类型的骚体赋进行比较,研究其在赋史上的意义,并从纪行赋的诗性特征入手,揭示纪行赋的诗史价值.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文本·文心·文论：《隋唐五代辞赋研究》的论域与方法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体,刘伟生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并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文学是心物交融的结果,文心关联着作者,该著善于探究赋家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间的关联。隋唐五代赋学专论不甚发达,但该著善于发现与解读刘知几《史通》、李峤《楚望赋》及序等史书史论、赋序赋作中的赋论。该著能借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对赋作题材、赋体特性、赋家身份、赋论价值等作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