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视角下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运用1998-2010年省际数据考察开放经济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所发挥的作用有限,而金融发展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增长率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助推作用.从城镇化发展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对此,本文提出两条建议:改善城乡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实现城乡间协调发展.     

一个分析框架:金融发展、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经济分析框架,探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中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并采用1978-2014年纵列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化将使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且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持续性,滞后三期的城镇化水平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是逐渐下降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可通过城镇化间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会随时间被逐渐平抑,且在东、中、西部地区的表现都是显著的.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 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建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是兼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农民本地非农就业、发挥县域中心城镇的扩散效应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兼顾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异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运用系统GMM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及其地区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其影响程度按东、西、中部地区的顺序依次递增;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有针对性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城乡二元收入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基于城乡二元收入模型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不打折扣,则无论是在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还是在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新型城镇化始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我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同时新型城镇化也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带来的良性反馈作用。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数字普惠金融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吗?——以安徽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打破金融业“二八定律”,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机会和服务。基于2013-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DEA方法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进行效率评价。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对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消极作用;地区城镇化率程度与政府支出比重增加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均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普惠性与便利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全体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若干对策

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对策是:坚持“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作用;重视初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来遏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用农业产业化推进制度创新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采用“调高、扩中、提低”的应对策略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城乡一体化进程对成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成都市是全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城市,本文利用成都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和<成都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成都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研究表明:与全国的情况不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成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改善了总体的收入差异.因此,要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     

居民收入差距时空演变分析——基于Theil指数的分解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适当的收入差距可起到激励作用,但差距过大将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正确找出差距来源则显得尤为重要。基于Theil指数分解公式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农村内部与城镇内部贡献相对较低;东、中、西三大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分解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于三大地区之间与东部地区内部,而中、西部地区内部的贡献相对较小,这为今后国家制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政策提供了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优化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基于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银行开展的数字金融服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递减,而互联网企业开展的数字金融服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递增。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具备明显的普惠性和规模经济特征,对中西部地区、对中大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来提高工资性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为有关部门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优化宏观要素配置结构和流动机制、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

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了2004—2015年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的溢出效应;新型城镇化对东部与西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溢出效应,对中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直接效应。人口城镇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的直接效应;人口城镇化对西部地区具有显著负的直接与间接效应,但加大了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产业结构的优化缩小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加大了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甘肃金融规模的扩张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甘肃省金融系统效率的提高则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此外甘肃省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以及城镇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视角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

本文通过重新构建金融发展指标,在金融发展的视角下,对中国各省市城乡收入差距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了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股票市场规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明显,相比较而言,金融发展规模更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我们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从产业结构、城镇化两个维度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修正巴罗内生增长理论并借用泰尔指数构建理论模型证明城镇化、产业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运用1996-2015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城镇化、产业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在长期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城镇化水平提高对中部地区削减效应最大,东部最小;工业化后期二三产业层次提升对西部削减效应最大,东部最小;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至第三产业,对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缩减作用,中西部虽呈现负相关但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实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需要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利用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不但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而且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渠道降低了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如果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以及农村金融效率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对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的作用将逐渐减弱;从空间效应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不能直接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能够缩小周边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数字经济能缩小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但不能缩小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因此,东北地区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应与中部地区建立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联动机制,东部地区应抢占全球数字科技战略制高点,全力推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     

福建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金融发展的深化程度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1998-2014年福建省的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门槛特征。结果说明,福建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门槛效应"。在金融深化前期,福建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缩小作用;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强,这种缩小作用逐步减弱,中间经历一段较为均衡的阶段;而当金融深化进入后期阶段时,福建金融深化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明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是未来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抓手。为了探寻农地流转、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利用2000—2017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构建了PVAR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全国和东部地区，农地流转和城镇化之间呈正向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都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反过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能促进农地流转，但却不利于城镇化发展。中部地区，从长期看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但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发展对农地流转影响不明显，但能够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尽管长期看来在促进农地流转上效果不是很明显，却有利于城镇化发展。西部地区，农地流转对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城镇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也不是很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地流转和城镇化的影响也太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易于操作的对策建议以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乡村振兴进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