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遗产的“精神诗性”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欠缺

鲁迅文学遗产的精髓是"精神诗性"。精神是一种升华到宗教层面的境界。精神性的作品,往往充满了希望与绝望的悖论,是世俗逻辑的反向同构:以黑暗为光明,以坚忍为逃亡,以苦难为欢欣,以绝望为希望。文学是通过内面即黑暗的精神通道抵达上天,这就是文学希望之路,也是中国文学获得拯救之路。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的传统资源几近无有。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抵达了几乎无人可及的精神的近乎宗教的层面,成为孤绝的"精神界之战士"式的"诗人"和"诗人"型的"精神界之战士"。中国鲁迅学虽然持续近百年,却仍然没有真正认识鲁迅的"精神诗性"的真谛,当代中国文学也没有继承鲁迅的这个真谛,存在严重的精神欠缺。     

“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

毛泽东说过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感到与鲁迅心灵相通可能是在深层次的心理体验和性格特征方面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强烈的孤独者的感受和抗争心态,以及极其自尊、极为敏感,反对恕道和中庸。在表现形式上,鲁迅主要是通过小说、散文特别是杂文等文本呈现,毛泽东则主要通过讲话和少数的文章反映。通过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深刻而独特的体验和批判,鲁迅一生致力干个人主体精神的确立。而这必然会与强调理论权威和绝对统一的文艺体制相矛盾冲突,干是有了胡风的悲剧和毛泽东对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回答。     

鲁迅《水浒》研究的“精神说”试析

本文认为 ,以“反抗政府”、“仇视外寇”为主要内容的“水浒精神” ,是鲁迅在对古典文学名著《水浒》的研究中提出的独到见解 ,鲁迅以此为契入点考证了《水浒》的故事流变、版本演化等问题 ;对“水浒精神”的审视 ,是鲁迅“从小说来看民族性”的组成部分     

“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与城乡关系转型思考

从城乡关系视角分析,苏南模式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依托,对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进行矫正的改革与发展道路。在苏南模式的演进中,城乡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碰撞,并最终走向融合的过程。苏南模式的演进轨迹揭示了我国城乡关系的整合规律:从二元结构走向一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经历三个阶段。我们既不可以急于求成,也不能消极等待,而要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和完成这一伟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工程。     

“精神”的发现与高扬——论鲁迅早期五篇文言论文的内在逻辑

纵观鲁迅日本时期的五篇文言论文,不仅可以发现其早期思想表现出强烈的“主观主义”思维倾向,而且其“主观主义”倾向明显存在着一个逐渐加深的内在逻辑过程,而其中心线索就是对于“精神”的发现与高扬。总之,对于“主观内面之精神”的推崇不仅构成了鲁迅这一组文章的结构性线索,更成为青年鲁迅思想的一个基点。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对鲁迅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阐释,论述早年鲁迅所体味的人间之“爱”,所展露的“自由”天性以及这一天性所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提示人们关注这两种最初的人生感受、生命意欲在鲁迅整个生命世界中的深层奠基作用。     

启示“虚无体验” 邀约“战士”人生——论鲁迅杂文蕴含的生命信仰路标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内在的、富于整体性的意义建构体系。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鲁迅杂文中隐含着相当明晰的生命信仰"路标":启示"虚无体验"、呼吁"虚无超越"、邀约"战士"人生。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杂感家”鲁迅自我形象的轨迹——从鲁迅杂感文体意识说起

作家自编文集往往能够体现自己的创作特色和文体风格,更重要的是暗含了自己文字努力的向度及其自我主体形象。鲁迅在1925、1926年编辑《热风》、《华盖集》、《坟》,对自己以前的文字究竟编到哪个集子中做出了复杂的思考,而这样的编辑过程既体现了他自觉的杂感文体意识,更重要的是透露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反思自我、建构主体自我、塑造自我形象的努力。     

“城乡兼顾”、“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城乡兼顾"、"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城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吸取苏联城乡发展的经验教训,依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而探索制订出的一系列城乡发展策略和政策。"城乡兼顾"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初级阶段,"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我们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最终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期待"问题意识的革命",其要义是由精神世界中"道德的独舞",进入对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的哲学诊断及其精神形态的追究。三次持续调查的海量数据显示,当今中国社会呈现"道德问题—社会信任危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的"问题轨迹",个体道德问题向群体道德问题的积聚,群体道德问题演化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伦理存在和伦理认同危机演化为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是"问题轨迹"的精神节点。人的精神世界中逻辑与历史地内在分裂为伦理上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单一物"与"普遍物"的"伦"的两极;"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理"的两极;"贪民"与"贱民"的人格的两极。一旦现实条件具备,可能便转化为现实。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是西方式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而是伦理与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伦理—道德形态",它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形态"。在伦理上两极分化已经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背景下,必须将"道德问题意识"推进为"伦理问题意识",建立"伦理—道德问题意识",达到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     

从“精神战士”的鲁迅看他的《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问世以来,对其解读的方法很多,而从“精神战士”的鲁迅出发去认识这部独特著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鲁迅从一踏上文坛就以一个“精神战士”的角色出现,他的小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性”问题,《故事新编》同样是一部演绎他拯救国民性情结的小说。     

论鲁迅接受尼采过程中“精神的”特征

20世纪初叶是尼采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是当时介绍尼采思想的主要人物,他们了解尼采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如同日本当时对尼采有不同的理解一样,鲁、梁、王对尼采的态度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在接受尼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精神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在把鲁迅与他人比较中能够看到其独特性外还在于:鲁迅特别重视尼采思想中主观的、精神的内容;在鲁迅那里,“精神”和“个人”一样构成了“物质”、“多数”的对立物;鲁迅的“个人”和“精神”是表与里的关系;鲁迅期待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用“精神”破“和平”、“萧条”,建立“人道”、“人国”。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大师风范的折射与传播——论鲁迅与巴金人文主义精神的承传

鲁迅去世,巴金为之抬棺安葬。鲁迅将这＂民族魂＂传递给巴金,离世前夕称赞巴金是＂屈指可数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上海各界隆重举行鲁迅新墓迁葬仪式和新纪念馆落成仪式。巴金致开幕词,突出了鲁迅先生一生追求真理、热爱青年和人民两大特点。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巴金用血与泪的文字写下悼文《怀念鲁迅先生》。鲁迅的圣火照耀现代作家宝库,光亮着中国人民康庄大道。     

鲁迅的“呐喊”与蒙克的“呼嚎”──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学界对“美术视野中的鲁迅”研究尚嫌不够,一些专门著述多停留在资料梳理阶段,没有将鲁迅与美术的关系视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关联。本文力图从西方现代美术这一视角研究鲁迅的艺术趣味,并对鲁迅与蒙克绘画做了个案比较研究,努力勘出步入鲁迅心灵世界的精神通道。     

“悲哀”与“绝望”：一个真实鲁迅的五四姿态

＂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以其杂文的＂呐喊＂和小说的＂彷徨＂,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怀。鲁迅＂悲哀＂而＂苍凉＂的创作格调,寓意着他对启蒙对象与启蒙主体的双重＂绝望＂;它不仅是＂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揭示了现代知识精英的人格矛盾：面对＂国民性＂历史积淀的强大惰性,＂反抗＂只能加速＂绝望＂的窘迫心境。     

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国共博弈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之后,国共两党围绕其形象建构展开了宣传博弈,中国共产党基于抗战形势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垄断,不但实现了从"民族鲁迅"到"延安鲁迅"的转换,更确立了以"鲁迅方向"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出与"三民主义文化"相抗衡的"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基于国共两党政治博弈和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鲁迅的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始终蕴含着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矛盾。     

中国新文学者的启蒙理想与百年命运——以鲁迅与“五四”为线索

发生于“五四”语境中的中国新文学承载着自觉而沉重的启蒙使命与道德理想。在新文学者中,有坚持启蒙的独立思想者,有呼吁民主的激进思想者,有赞美革命理想的左翼文人,有将人性作为神庙的自由文人,却无一例外地以理想开始,以悲剧告终。一百年前,鲁迅向中国诗人发出了“精神界之战士”的召唤;一百年后,鲁迅的召唤能否魂兮归来,这需要每一个“现在”的人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