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改造”叙事

20世纪中国的文学思潮有一个从改造群众到改造知识分子的范式转变：20世纪初直到40年代,文学中的主导话语是改造群众的启蒙文艺;随着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话语的广泛传播,文学作品中改造知识分子的话语模式逐渐兴起;在改造知识分子的文学范式中,知识分子形象逐渐＂逊色＂于群众形象,甚至淡出了文学视野,这改变了文学的格局。通过改造知识分子来提高群众的地位,这种＂改造＂叙事颠覆了既有的群众与知识分子形象,但却远离了他们各自的真实,对知识分子和群众都有一定的＂误读＂。知识分子与群众只有在双向互动的情况下才能使各自走向良性的存在。     

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现代中国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场”。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茅盾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

茅盾有自己独特的"为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文学观;其小说突出营造了一个都市新社群生活,即新知识青年群体的公共话语空间;他将对于"时代"的宏大认知注入到血肉丰满、生命勃发的女性身体中,创造出一系列小资产阶级时代女性形象.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焦点

１９２８年，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就“革命文学”有关问题展开论争，其焦点集中在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关系上，茅盾认为革命文艺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并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作用。     

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艺＂反修＂,当时翻译出版的供批判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国当时组织的对＂苏修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四方面问题。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发,即：1.文学批评不能全盘附庸于政治;2.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会被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偏见所湮没。     

“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要真正重视并深入开展＂文革语言＂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问题。＂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汉语语言学本身而言,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文革语言＂研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并且为现代汉语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二是对社会语言学而言,＂文革语言＂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甚至＂文革语言＂本身的很多内容也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三是对＂文革学＂及＂文革史＂而言,＂文革语言＂研究理应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构成隶属于前者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配角的力量——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为完成＂文以载道＂的文学主旨,塑造了一群媒婆形象来牵引出男女主人公的世俗之爱。她们角色虽小,却产生了作者主观意图之外的效果。她们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成为见证社会转型的一员;她们在＂逐利＂过程中引导闺阁女性大胆追求肉体与精神之爱,促进了女性解放;同时,她们成为文学形象中最先具有反叛思想的人物角色,有着永恒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吊诡的新人—“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知识分子形象

“十七年”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被主流意识形态严格规训的对象，其分类变化与被“规训”的演变轨迹折射出意识形态不同侧面的要求与压力。本文从小资的类型、“个体”与“大众”的摩擦、小资自我的斗争三方面展开，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对话中分析并论述了“十七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艺术形象逐步退居边缘直至瓦解的复杂过程。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1940年代延安抗战文艺的“人民性”内涵及其影响

1940年代延安抗战文艺的＂人民性＂内涵生成于丰富复杂的历史语境。延安文艺整风后,抗战文艺集结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政治＂旗帜下表现出强烈的战时功利主义色彩,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政治性＂、＂民间性＂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话语场,在对＂人民性＂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上,左翼文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     

被压抑的“女体”与男权话语的狂欢——《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简析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被打上深深的＂男性＂眼光的烙印。从主体性的丧失与配角地位、欲望化叙事与文本＂骚扰＂、符码化的＂女体＂与男权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尘埃落定》的男权主义话语,正是这种话语的＂沉醉＂导致了一个个鲜活的＂西藏女儿＂的真实面目被遮蔽。     

互动话语标记“咱就是说”研究

“咱就是说”是个具有较强互动功能的网络话语标记,具有建议、猜测推理、凸显情感态度、抢占话轮等语用功能,在网络日常交际中使用广泛。文章以互动话语标记“咱就是说”为研究对象,着重从话语标记的界定、位置分布、语用功能、形成动因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话语标记“咱就是说”主要分布在话轮开端,其次是话轮中间;在序列位置上,主要分布在引发和应答序列。话语标记“咱就是说”来源于网络达人的创新,具有网络语的特点,“咱”和“就是说”的主观化是其成为互动话语标记的主要动因。     

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与思想引导

中产焦虑已经构成当前大众话语中一个显著的存在,它表明,以小资产阶级精神为其实质的中产阶级话语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层次向社会生活扩展,它围绕着纵向阶层流动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影响远远超过该群体本身,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从政治上看,中产阶级话语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属于人民话语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工农群众的话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对话者和内容来源.针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地方剥夺”、“地方依附”与“地方记忆”——21世纪辽宁生态文学散论

21世纪辽宁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主要体现在地域文化视野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诉求上,缺少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展开文学研究的生态批评。21世纪以来,生态批评浪潮得到深入发展,“地方意识”是其建构过程中极具价值的因素。萌发于白山黑水的辽宁文学创作一直携带着“地方”基因,并在“地方剥夺”“地方依附”“地方记忆”这三个维度中呈现着辽宁生态文学的思想流变和叙事经验,旨在唤醒一种具有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地方意识”,培育人类对环境的生态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绿色互动。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话语透视

"不健康"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话语。这个话语的内涵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从它的"使用史"来看,其内涵主要有:(一)"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纯艺术"是不健康的;(二)"灰色阴暗"的艺术是不健康的;(三)"小市民趣味"的艺术是不健康的;(四)"小资产阶级情趣"是不健康的;(五)"形式主义"是不健康的。这些内涵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时代性与政治性,是政治话语权的转化,这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史的格局。     

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理性思考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的转型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也必然带有其时代的不稳定因子。被称为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韩少功先生,就对＂寻根＂有着不同于评论界的观念。因此通过对韩少功＂寻根话语＂矛盾现象的梳理来还原历史真实,并结合具体文本解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窥见其背后韩少功不断追寻与超越的文学心境,就可以更为深入地探求寻根语境个案中作家审美与思维优势的根本所在。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

“十七年”小说在经典化过程中历经多次修改,形成一个初版本多个修改本的文艺形态。其修改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中外文艺修改传统的当代影响;二是意识形态、审查制度、传播方式、语言规范、文学成规、政治主体的召唤、读者的批评等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三是作者自身出于艺术完善的考虑。     

理论思考的深化与“理论局限”的成因——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二）

胡风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方法＂持续深入的认识,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文艺观有深刻联系,这在他对＂同路人＂的思考上得到集中表现。因此,胡风文学批评局限又是以＂自相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近些年的＂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胡风并非真正＂自我＂和＂有根＂的话语方式颇受訾议。对于＂胡风理论局限＂的形成根源,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生成和发展流程上认识,更需要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局限的思考中得到认识上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