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特点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游牧封建制在蒙古社会延续了700多年,与西欧和中国内地的封建制度相比,蒙古游牧封建制既具有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横向上整个社会分封为不同的单元,从纵向上看整个社会划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阶级之间以"阿勒巴"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同时,由于宗教因素和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蒙古封建制又具有汗权传承的单一性的特点。通过对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蒙古历史的发展,也可以了解游牧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加快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中国共产党人新世纪新的历史任务。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各族群众的积极性。我们一定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因族制宜;坚持阶段性、层次性、分地区、分步骤实施的原则,加快推进云南多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

唐贞观年间 ,基督教聂思脱里派 (当时称为景教 )开始传入中国。但到唐武宗时 ,因政府采取“灭佛”政策 ,景教在中国内地灭绝 ,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 ,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漠北各部中 ,克烈、乃蛮、汪古各部广泛流行景教。元代 ,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各部后 ,景教开始在蒙古部中流传。     

清代前期对内蒙古地区的赋役征派及其特征

17—18世纪时期的清朝政府,为了保证“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在加重对内地赋役征派的同时,对边疆地区,或规定王公贵族定期交纳贡赋,或起征名目繁多的赋税。其赋役征派是内地封建赋役剥削制度的延伸,这有与内地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于内地的某些特征。本文试结合清前期封建政府对内蒙古地区赋役征派的内容,探讨其特征。（一）清初,以交纳贡赋为主,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在清政府制定的有关蒙古地区的法律中,清前期没有明确规定赋税任务,而是要求各部定期定量向朝廷进贡本地区的土特产及珍稀物品,以这种纳贡形式,使王…     

从《番例》看清王朝对青海藏区的管理措施

<正>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定都北京.次年,西宁等地区归入清朝版图.清初八十年间,对西宁一带的政区划分和军政建制,一如明制,未暇经理.在青海牧区则由蒙古和藏族游牧,由和硕特汗王管理.迨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加强中央统治,改革军政建制.除仍设西宁镇总兵和在西宁道派驻按察司俭事以外,雍正二年(1724)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下辖西宁、碾伯等县,尔后又辖大通县、丹噶尔厅、贵德厅、循化厅、巴燕戎厅共三县四厅.对青海牧业区,雍正元年以前,俱派理藩院司员驻扎西宁办理其有关事务.雍正二年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首任办事大臣达鼐,蒙古正白旗人,散秩大臣,雍正三年到任.办事大臣衙门,初设于青海湖边的察罕城.由于该处气候寒冷,历任大臣多不亲往,而驻西宁城内,故又称西宁办事大臣.广大牧区归办事大臣管理,上隶于理藩院,因而成为清王朝的一个特殊政区.该地区的蒙古族和藏族不执行全国统一的《大清律》,他们分别执行适合各自特点的法规.蒙古族执行《蒙古律例》,藏族执行《番例》.《卫藏通志》载:“雍正十二年(1734),颁给唐古忒字律例,系西宁夷情衙门从蒙古     

论清代吉林地区行政体制及其变化

清代吉林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清廷对其实行有别于内地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清初至雍正朝以前实行八旗一元化体制;雍正朝以后,由于汉族人民流入,管理民人的民治机构随之设置,实行旗民双重体制;清末由旗民双重体制变为与内地一样的管理民政的行省县制.本文拟对上述行政体制各阶段的特点作以探讨.     

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正>元朝统治者为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极力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的仕进制度,既因采用汉法而具有中原特色,又因保留旧制而具有蒙古传统,从而使其新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这项制度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映和表现.(一)在元代,“仕进有多歧”①而入仁为官的基本途径首先是“根脚”.所谓“根脚”,指人的家世、出身、资历等.因此,元代入仕,首论社会出身.元制:中枢省府台部的高级官员,乃至地方上府州县的长官,皆由皇帝任命勋臣、名门以及儒吏出身且品资相当者担任.人仕重国姓,亲本族,历代统治者莫不如此,而元代尤甚.蒙元时期,怯薛出身是“大根脚”.早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就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既是大汗的     

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

受“内亚”理论、“族群”理论等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一些古史研究将地理环境差异当作不同民族间生活与交流的鸿沟,中国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被视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进而将这些地区的人民与内地人民分割成互相隔离的族群,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地与边疆、本部与边缘的历史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中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变成中国古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前提与背景。本文利用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档案、土地契约、地名志、中外考察记等史料,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蒙古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历史悠久与规模宏大的双向交流,以及移民、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历史画面。指出在一个环境与民族多样性的国度中,地理环境等自然差异从来没有成为人群交流与融合的阻断因素。相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一部突破环境局限的历史。“内陆亚洲”“长城带”等西方史学理论的提出受到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应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缺陷。     

清政府藏传佛教政策在漠北蒙古的影响——以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地位变化为例

“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作为清朝统治蒙藏地区的一项基本政策,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在清朝前期,这一政策对于清中央政府巩固在漠北蒙古地区的统治以及打击准噶尔的过程中居功至伟.但在具体实施中,又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适时调整,体现于漠北蒙古地区便是在朝廷的政策作用下达赖喇嘛和哲布尊丹巴于该地区权威及地位的变化.     

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

《理藩院则例》是清朝理藩院治理蒙古地区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结合其中律条分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主要有德主刑辅、恩威并用、控制蒙古族上层人士;严刑竣法、严明禁令,对蒙古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确保中央对蒙古地区的专制统治;维持封建等级制;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等。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对蒙古民族的专制统治。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