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事物“一分为三”

<正> 前几年,我国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事物“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我也主张这一观点(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对此,有不少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们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对这一命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仅对事物“一分为三”的类型再次加以说明,揭示“一分为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论证这一命题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何谓事物?《列子·黄帝》中说:“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现在,我们所说的事物是指物质的形成物、客体、对象、具有一定的质——本质特性的总和——的物体。用哲学上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体。它不仅包括个体,而且包括群体,大至宏观宇宙,小至微观粒子。开始是“物”,后来扩展到“事”。因此,从广义上来说,     

我的学术概况——“三管齐下”研究“一分为三”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命题,尔后坚持研究24年。我是“三管齐下”从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管”是不断地深入研究“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第二“管”是不断地进行学术争鸣,力争通过学术争鸣使“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并且扩大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第三“管”是将“一分为三”的基本原理拓展到各门学科当中,从而激活新文思。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兼答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了。前几年,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分为三”(三分法”、“三点论”、“三位一体”)的命题,我也是其中之一(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 近两年,有不少同志对“一分为三”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他     

一部拓展“一分为二”方法的力作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辩证法与“一分为二”等同起来,似乎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当然包括“一分为二”,但它仅是“一分为二”吗?可不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呢?探讨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要对“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命题进行领域广阔的分析和论证,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出合理的解答.因为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因此,要在哲学上确定“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命题,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雷正良和杨远富同志却致力于此.他们从1981年起,对“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这两个命题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先后在70多家学术刊物发表90多篇论文,其中的成果大多被《新华文摘》和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等权威性刊物转载,有的还被编入《中国哲学年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他们的力作——《方法论新探——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读完此书,掩卷思索,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关于“一分为三”的对话

甲:1987年6月在安庆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哲学与改革讨论会上,听到你关于“一分为三”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兴趣,但也有许多想不通的问题,因此,我想请教一番,你说行吗? 乙:完全可以,但不是请教,而是共同研究,也可以互相争论。甲:你是在什么时候提出“一分为三”的? 乙:确切些说,1982年3月正式形成“一分为三”观     

试论“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及其现实影响

“天人之辨”、“天人合一”问题历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之所在。那么，如何对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一番全方位的评估呢？我们认为：一、“天人合一”究其实质是个哲学命题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奥义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哲学精神在神州大地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已积淀，凝结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天人合一”首先是个哲学命题。说它是个哲学命题，因为它是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这样一些永恒的哲学主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历史表现。对此，中国…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略论哲学逻辑研究

一个命题的哲学味如何?阐述和论证该命题的思维方式如何?阐述和论证者的哲学素养如何?对于该命题的哲学价值、对于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种哲学味、哲学思维、哲学素养不是信手拈来的。虽然一些人也读了不少哲学著作,也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甚至也了解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历史,但从其发表的文章和言谈看,哲学味甚少.哲学思维缺乏.哲学素养不高。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觉地展开哲学逻辑的研究。当代首倡开展哲学逻辑研究的Karl [Theodor] Taspers.他在die Philosophische Grun-dopertion(哲学性的根本操作)中提出了“哲学的逻辑”概念。但什么是“哲学的逻辑”?或说“哲学的逻辑”是什么?不仅国内学术界不甚了了,在国外学术界意见也不很统一。究其根源是因为“哲学”和“逻辑”概念都具有“最高性”,而“最”概念是排它的。所以就难免有各种不同的关于     

“我思故我在”新探

“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蕴含着近代哲学的开端,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现象学运动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命题的详尽分析,揭示“我思故我在”的基本内涵,阐明它的理论意义。     

惠施“我知天下之中央”命题新解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是先秦名家惠施历物十事中的第九个命题。对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惠施已经有了大地球形的观念,“天下之中央”是指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一种认为,惠施这一命题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命题,所谓“天下之中央”,或在“燕之北”,或在“越之南”,这在惠施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惠施讲的是“中央”观念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究竟如何理解这一命题呢?我们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前辈和同人。     

小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联工作——赴社联海南“三南”协作会发言提纲

去年,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道:“社会土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的提出,……在理论上,它将引起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大调整、大改革、大充实、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广西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应当说,这个“理论体系”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绝大部分主要学科。但这是就社会科学学科的内容说的。那么,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包括其管理体制是否也面临着变革呢?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思故我在”怎样为非理性主义提供可能

在西方近代哲学开创者之一笛卡尔的思想体系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复杂的是“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毋庸置疑,笛卡尔是把它作为一个理性主义的命题提出来的,并且后人大多也公认它高扬了理性的精神。我认为:在这个命题中,已经潜在地为后世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可能,这体现于该命题所蕴含的几条较具一般性、普遍性的原则之中。     

波普尔“分界问题”刍议

“分界问题”是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他治学道路上所获得的第一个学术成果,也是他的全部科学哲学的基石。 那么,作为“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在世的说英语的无可匹敌的学者”的这一重要的成果到底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尽管它也遇到过挑战,但为何历经几十年而不衰,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它进行认真的考察,是非常必要的。     

试论康德“不可知论”的历史作用

一种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它是否正确。这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科学的发展证明,古代哲学把宇宙归结为水和火等等是幼稚的、错误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它是当时人类对世界本原这一哲学问题的积极探索。同样地,仅仅指出“不可知论”这一“哲学怪论”是荒谬的还不足以具体地展示它在哲学史上的实际作用。恩格斯认为,休谟和康德“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而经过休谟这个环节形成的康德的“不可知论”却并不是“批判哲学”的个别的、局部的思想观点。那么这一观点在哲学发展上的具体作用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不可知论”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说明这一否定性的哲学理论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潮内在矛盾的暴露,它予示着这一哲学必然走向衰落的最后结局和可能奉献给人类的积极成果。     

法国“新哲学”述评

继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之后,在法国又出现了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精神的哲学,这便是“新哲学”。它的出现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十分引人注目。在1977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成了法国宣传和学术争论的中心,“新哲学家”的文章,谈话充斥着法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节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所谓“新哲学”是怎么回事呢? 一、“新哲学”的概况和它产生的社会原因 “新哲学”原是法国的一股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直到1976年才被冠以“新哲学”名称。首先使用“新哲学”一词的是“新哲学家”之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为什么不宜提“一分为三”?——坚毅先生《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献疑

在“一分为二”(或“二分法”)作为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坚毅先生却又提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并且在《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哲学界长期不接受“一分为三”提法的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辩证法问题:在“一分为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一分为三”与之并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一分为三”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与用的同一性与分异性

我在90、91年发表了《美也是一种使用价值》(《天津社会科学》90年第4期)、《论美即对象的功利价值》(《云南社会科学》90年第6期)和《挣脱美与用的困扰》(《文艺研究》91年第4期)三篇拙文,明确提出美用同一观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清一色的反对意见。有的先生批评我说,把美的本质界定为用,界定为广义的功利价值,就是把美和用混淆了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方法性错误:既然美的本质就是用,就是广义的功利价值,人类为什么还要使用“美”和“用”这两个概念呢?又有的同志直接反对我所提出的“美也是一种使用价值”的命题,说我在这一命题下面已经把美混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混同于“物的     

评“两个决定作用”论

长期以来,在如何理解本原和派生物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着一种传统观点:在承认一般地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可以转过来起决定作用(以下简称为“两个决定作用”)。并断言:这个哲学命题的“基本思想是严密的、科学的”,“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确凿无误”的,是“一新耳目”的“辩证唯物论的一条重要原理”。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哲学命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