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从对立到融合——唐五代小说中的佛道关系

唐代是佛道二教的发展成熟期。终唐一世,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几乎未曾停息过。尤其是初期,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二者的斗争尤为剧烈。但到后期有渐趋平和的迹象。在唐五代小说中,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占了很大比重,从其中即可清晰的看出二者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趋势。     

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     

宗教节俗与唐人的休闲娱乐生活——以三元节、佛诞日与降圣节为中心

唐代是各种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尤以佛、道二教最为显著。佛、道二教对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它们与民间节俗相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教节俗——三元节(上元、中元、下元)、佛诞节和降圣节,给中古时期人们的文化休闲娱乐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     

唐代岁时节庆中的公共宗教活动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唐人欢庆活动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的活动也在向世俗化发展。唐人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的公共宗教活动展现了唐代城市居民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     

敦煌学视域下唐代长安的三教关系

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保持着密切联系,长安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敦煌文书和史籍的记载足以说明,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儒士、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佛教、道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儒教造像源流

儒教造像源流任荣释、道、儒，所谓三教。但儒与释道两教相比，却不具备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行为。佛道有浩繁的经藏，庞大的神系，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戒律以及无数以行教为职业的僧侣道士等等，而这些均是儒教所缺乏的。从实质上说，佛道讲出世，信教以求成佛升仙的...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简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唐初两朝宗教政策与三教论衡

在吸取历史教训和应对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唐高祖、太宗两朝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为:祖承老子,张扬道教;以儒为主,经国理民;借助佛教,维护统治。三教先后排序,是唐初宗教政策形成过程中激烈论辩的一个议题。佛教文献认为,道士傅奕的上表激化了佛道矛盾,催生了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然仔细考察,应该是高祖朝宗教政策的转变诱导了傅奕的论辩,激化了宗教矛盾。     

《玄怪录》中的宗教主题及艺术特色

牛僧孺的《玄怪录》,是唐代文言小说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其中涉及众多宗教主题,既有佛道二教,又有民间宗教信仰,体现了唐朝宗教盛行状况。牛僧孺从民俗宗教的角度进行阐释,虚构了众多情节曲折、想象奇特的故事,充分体现了《玄怪录》“有意而为之”的特点。     

《西游记》的超然佛道观评析

探讨灭佛的激烈的宗教运动如何渐渐转变为佛道二教共存且相互影响而形成较为温和超然的佛道观念。从＂三武一宗＂的历史史实入手,以《西游记》作佛道融合的例证,从文化与经济两个角度探讨佛道观念的转变。最终得出佛道二教在思想主体地位的淡出与经济势力遭受打击两方面原因导致佛道相互之间的关系温和,界限模糊。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     

北魏太武帝崇道抑佛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剧与纷争的时期,此期发生了太武帝崇道抑佛的事件,反映出这是对汉文化认同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是佛、道二教相争的结果,同时也与佛、道二教本身的内部管理和约束密切相关。     

论梅山宗教中存疑的几个问题

神秘的梅山文化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本土的梅山教与外传引进的儒、佛、道、元皇教及融合贯通、互补兼容的现有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极为复杂关联和各种离奇的传说.以至于各种史料记载和讨论研究,均出现诸多矛盾,存在诸多争议,须经专家学者致力澄清.     

唐代梦小说与儒家思想

唐代梦小说之内容与主题多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密切,但在三教合一的唐代,儒家思想在这些小说中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本文主要从儒家天命观和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仁义礼智信等两个方面在唐代梦小说中的表现进行论述.唐代梦小说中对于儒家思想正面的反映:积极参与政治的入世思想反映了儒家"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观以及对于儒家仁义礼智信孝等思想观念的颂扬;而披着佛道外衣的梦小说则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在唐人思想中是一种在怀疑、愤慨、否定中摇摆的儒家天命观思想,体现出文人思想中儒家理念的浸润之深.     

教育活动史域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路径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剧烈震荡,但在教育文化传承上却有"反本开新"之功。当时,在社会教化活动上,承袭了两汉尊儒的教化传统,即通过立学设教、选拔奖励通经之士、祭奠先圣、提倡孝亲尊老等路径向民众渗透伦理观念;或通过颁布诏书、帝王帝后耕籍亲蚕、制定规程等方法来劝民勤于农桑;或通过下达政令、为政者以身作则、派员巡视等方法以化导民风民俗。另外,当时的社会认同和提倡佛法,通过求道成仙的佛道教化来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为隋唐以儒为主兼用佛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当代台湾政治与宗教及方术之关系

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宗教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首推佛教与道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土,道教于东汉末年创立巴蜀。自佛、道两教问世传播以来,历代统治者与之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统治者神道设教,固然要利用宗教来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宗教家往往亦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为其传教鸣锣开道。历史上,唐太宗、高宗父子为玄奘所译佛经作序;武则天指使僧人伪造佛经,为其登基做皇帝散布宗教预言;成吉思汗万里之外召见声誉日隆的道士丘处机,给予极高礼遇,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为蒙元政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寺院宫观和僧人道士急剧减少,僧道教理教义水平的降低和清规戒律的废弛。外部原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当局佛、道教政策的变迁,社会的黑暗和兵匪的破坏,其他宗教和会门的竞争。内部原因为僧道出身成分和出家动机的变迁。对此,当时佛、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力图重振佛、道教,但是,佛、道教衰微的局面终未扭转。     

新发现《金刚宝忏》考

松潘黄龙民间抄本<金刚经>和<金刚宝忏>,是佛教、道教思想渗透融合并民间化、世俗化的产物,尤其是<金刚宝忏>,以民间教门或者民间道教的立场来接受并融合佛道二教思想,展现出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宗教精神取向.二者以其特有的内容展现出松潘黄龙地区佛道教之间、藏汉文化之间明代以来的共存与融合,从而对认识当代松潘黄龙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现状有直接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