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孟学的演变与成就

清代孟学研究呈现考据特色,考据性的孟学著作浩繁,成绩卓著,但考据的孟学并非孟学发展的终极目的。一方面是考据孟学流于烦琐;另一方面是以曲折而隐晦的形式表达思想,显示孟学在清代演变的思想轨迹,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等。     

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

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检讨其中的孟学思想史,需要立足于《史记》、《盐铁论》、《法言》、《论衡》四部名著。这样一种“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告诉我们：孟子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是通过逐步消解“孟荀齐号”范式、不断凝聚“孔孟一体”规模而得以提升的;汉代思想家与贤良文学们之所以提升孟子的历史地位,根源于孟子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是跟汉代的政治建设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它对唐宋间的孟子升格、《孟子》升经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史影响     

从疑古到求真——民国孟子生平研究述论

关于孟子身世的叙述,最早要追溯到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然而,这样一段简明扼要的孟子生平的记述却引来后世学者无数的争讼。尽管历代学者对于孟子生平多有研究,却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入民国之后,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之下,民国学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也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成为民国孟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孟子与“初唐四杰”

公元7世纪，有四位才华横溢、命运多舛的诗人，史称“初唐四杰”。他们不算孟学史上的大人物，但同样吸吮过孟子的思想营养，体察过孟子的生命情怀，为后人留下一组朴实无华的孟学史片段。四杰之中，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勃（公元650—6767）可能年龄最小，且英年早逝，却排名第一，成就高于其他三人。《王子安集》有两篇文章提到孟子：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

两汉的孟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被置为传记博士的时期。二是在昭帝主持的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得以复起。三是在东汉时期,先有王充撰写《刺孟》、后有诸儒为《孟子》作注。两汉治孟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人道思想和理性政治精神,从而对打破经学独尊和促进儒、道两家思想的整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孟子与《诗》学相关的弟子考

孟子弟子中与《诗》学相关的至少有孟仲子、高子二人。高子作为孟子弟子却一直存在争议,其深层原因在于有二位“高子”,一位是长于孟子的高行子,另一位是孟子弟子高子。《毛诗》两引孟仲子;引高子之处见于《毛诗》一处、《韩诗外传》一处。《毛诗》、《韩诗》中的“高子”都是作为孟子弟子高子出现的。盂仲子、高予是孟子弟子中得孟子《诗》学之所传者。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疏证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非常重要,但此章历来难解,而前两句尤为难解。难解的根源,在于段落独立、词义不明。"故"、"利"二字,众说纷纭,前贤注解已多不同,近人又援引郭店楚简等新材料来解释"故"、"利"二字,遂使文意更为繁复不清。本文联系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取用《孟子》材料,以《孟子》证《孟子》,证明"故"字在此应解释为"已然之迹"。在此基础上,探讨孟子思想中"人性论"、"智者穿凿"、"禹之行水"之间的关系,提出笔者对本章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孔孟与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之比较

孔孟追求君子人格理想。宋代理学家多体现出追求成圣的人格理想。从君子到圣人 ,既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对于孔孟人格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又体现了宋代理学家人格理想的时代烙印。孔孟与宋代理学家实现人格理想的途径有外王与内圣的不同取向。     

从秦汉学术的层累现象看苏秦事迹真伪的考订

根据对秦汉文献的整理,苏秦事迹,自汉初便已有“合纵抑秦”和“为燕间齐”两种说法。后人关于苏秦的研究,无论本《史记》《国策》说,还是本《战国纵横家书》（帛书）说,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都忽视了秦汉学术层累现象对秦汉史事传述带来的负面影响。苏秦事迹真伪的考订,有赖于将先秦和秦汉文献进行剥离,有赖于对更多地下出土的秦汉文献的综合考订。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