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评价:类型、文化与司法改革

法律评价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实践活动。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权是法律评价的两种类型。对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权的文化层面的探讨,涉及到对法院文化和检察文化的研究。法院文化和检察文化是法律评价中的两种基本文化形态。研究法院文化建设、检察文化建设与当前司法改革的关联性,有助于推进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评价职权的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对研究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法治实践之路论纲

中国法治的实现在于法治实践路径之确立,包括:建构良法体系;实现司法公正;落实法律监督;完善律师制度;型构农村法治;更新法律教育,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一国两制三法的法治文化。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推进司法改革 建设法治中国

法治．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追求。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以法治思维切入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语境中被不断提及。法治思维不同于法律思维,其以理性为精神内核,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并依循搜索—匹配—检验的逻辑范式。以法治思维为概念分析工具,可反思当下省级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体制改革弊端,正视人心浮动、司法信任缺失的现实。从长远来看,坚持法治思维就是要做到遵循司法规律,坚持客观真实论纲,协调诉讼内外关系,增强司法信任。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专家法律意见书探究——基于法治立场的反思

法学家的任何法律参与行为在为法治贡献正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产生反推。专家法律意见书进入法庭,法不禁止,但并不合理。分析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催生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当事人寻求专业支撑但也在制造关系;法学家秉持公义精神但也受私利驱动;法官则或有惰怠与推卸责任之意。专家法律意见书可能会扭曲学术品格,异化诉讼程序,扩大裁判法源。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全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高端论坛综述

重新审视司法改革的意义、定性、理念、目标、逻辑起点、理论支点是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为了应对司法改革在实践上面临的挑战,应着力解决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职权配置不当化、公信力弱化、职业标准异质化这五大问题。同时,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司法权力的内部构造及其实践运行。     

司法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探析

司法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部署,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提升司法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     

法律教育与法治观念

以普及法律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已不适合时代需要,现代法律教育应以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为重点;培养法治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对法律的信仰,最大障碍是人治观念的影响。确立法治观念必须破除人治观念,破除人治观念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时法律的信仰。     

法律共同体及其属性

法律共同体是在对于法律事业团体性的研究中,由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家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群体成员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没有疆域的法律事业共同体、解释共同体以及协作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进路

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更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全体国民基于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宪法法律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深入分析法治对增进“五个认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梳理总结从法治维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探寻更为科学完善的法治进路,服务于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简析科学发展观对司法改革的理论优化

以保障人权为内核的现代法律，犹如一朵温室里的玫瑰，需要适宜的文化土壤、稳定的社会温度方能茁壮成长。新世纪初，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精辟阐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也为百年法变的继续和司法改革的延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     

试论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依法治国的世纪宣言：”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应加快司法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司法结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坚强的法律保障。     

论法律程序与程序法治

建设法治国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培植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法律程序经过程序工具主义到程序本位主义直至现代正当程序的发展，体现其在法治中的不同价值。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相对于实体法治而言，程序法治显得更有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论高拱的法治改革

法治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在执政期间,针对当时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局面,大力推行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州县正官理刑之责、刑部司官久任之法以及申严法纪、严惩贪酷和平反冤狱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法治腐败的局面,也为他主持隆庆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能动司法的法治解读

能动司法有利于构建一个以法治和诚信为重要内核的和谐社会,因为能动司法理念体现了一种对真善美具体历史统一的自然法精神的追求,而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着的人们选择和从事正当行为的机制与能力,是能动司法的理论基础。比较中西能动司法的特点,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一方面,能动司法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法官造法＂与＂法官释法＂的界限难以划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主要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在能动司法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很大区别。实现中国能动司法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而在现实的微观层面上,则主要通过司法观念和法律原则的创新,尤其是审判方式和执行方式的创新,综合运用各种司法救济手段,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正义。     

法治理念、法学教育与法律现代化

法治理念与法律现代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与路径,而法学教育又是确立和传播法治理念,推动和实现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的基础。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均已充分说明,法学教育与法治理念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同时,两者又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国的法律现代化,既需要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又需要法治理念的确立与传播,法学教育是孕育和传播法治理念的温床与载体,法治理念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基础。因此,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高度重视法治理念与法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