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中心治理：化解我国医患紧张关系的新路径--基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

我国医疗行业各类“回扣”事件的频频曝光,使得医生的职业形象严惩受损,医患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医疗改革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从“路西法效应”的视角来看,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设计者忽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医生所处情景的潜在影响,即在传统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下,医生往往处于被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之中;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医生甚至成为医院诱导患者需求以实现其收入最大化的工具,从而导致医生的职业形象由“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逐渐蜕变为“唯利是图的恶人”。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双中心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由传统的公立医院单中心治理机制所带来的问题：医生参与医院的治理,可以使医生从被动的、去个人化的情景中转变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医生出于声誉考虑,其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立医院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的局面,通过“医生/管理者”合作的治理机制,逐步将医生的职业形象还原为“白衣天使”。囿于特殊的国情,我国公立医院实施双中心治理还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一是政府应在公立医院治理问题上适度“放权”;二是应适度提高医生的工资水平;三是各种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应及时跟进。     

论消费者知情权的行政保护

以经济法为视角,认为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依法享有要求经营者告知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要求国家机关、公共组织提供相关消费信息的权利。考察国外消费者知情权行政保护的做法,从中得出有益启示。针对我国消费者知情权行政保护存在的问题,建议改革我国消费者行政保护体制,建立消费者行政保护协调机制,建立企业信用档案,...     

从《公司法》探讨行使股东知情权与保护商业秘密的界限

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中,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为了保护股东的权利,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都赋予了股东知情权。而股东在行使知情权时,有些内容可能会涉及公司的商业秘密。为了防止公司的商业秘密的泄露,造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的损害,平衡股东知情权和公司的商业秘密、确定股东知情权和商业秘密的界限时,应坚持"保护股东知情权为主,保护公司商业秘密为辅"的原则。     

转型期南海城乡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探索

转型期广东南海推行了以"政经分离"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在考量当前制约南海城乡社区稳定的基本因素后,提出了夯实基层民主法治基础、规范社区多元化治理机制的建议:完善城乡社区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法治保障;厘清城乡社区基本治理主体的地位及其职能;改善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工作机制;理顺政府职责及其与社区的关系;确保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保障力。为了消除影响南海城乡社区和谐稳定的痼疾,亟待推进以破解集体成员权保障难题为基点的配套制度改革:实行以经济社(原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成员权时点确权;依法界定享有成员权资格的成员类别及其权益保障范围;深化成员权和资产权相分离的股份制改革;继续推进"政经分离"后城乡社区治理结构配套改革。     

表决权代理、表决权信托与国有股表决权信托证

我国应废除当前国家与国有上市公司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一样的国有股表决权信托证,并在沪深股市竞价发行后上市流通交易,与原有流通股一起共同构成统一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国有股控制权的流动化、市场化将有助于构筑国家与上市公司经营者之间的信托关系,建立外部控制机制,实现政企分开,构建股市的用手投票机制,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从而改进我国公司治理。     

试析新公司法框架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权保护制度

加强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对于促进股东平等、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新公司法在中小股东表决权的保护上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囿于对股东形式平等的关注,未能对原有的表决权制度本身予以突破,难以实现对中小股东表决权的有力保护。进一步完善表决权行使机制和方式应为今后立法的方向。     

消费者知情权的理论探讨与价值分析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依法享有要求经营者告知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有关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及依法享有要求国家机关、公共组织提供消费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包括消费者的主动了解权和被动告知权,其权利客体是真实、全面、适当、有效的消费信息。-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有经营者、政府、消费者组织、大众传媒,它是典型的经济法权利。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价值在于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国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研究--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的视角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背景下的重大民生工程,而公立医院内部治理机制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变革型领导理论侧重于强调领导者的领导和管理实践,主张通过提高主体与客体（被领导者）统一的价值追求和工作认同来实现组织的变革与发展。在变革型领导理论潮流影响下,英国、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公立医院所进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已经初显成效。鉴于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存在内部治理结构职责不合理、院长职业化角色不鲜明、监管机制不健全、工作人员的医疗职业道德水平低等问题,根据变革型领导理论、借鉴国外公立医院改革经验,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应着力于建立具有变革型的医院职业化管理队伍,实现医院由“单中心”向“双中心”治理机制的转变,创立动态的管办分离治理模式,构建公立医院内、外全方位监管机制,重塑公立医院职业道德体系。     

公司治理、内部隧道与政府责任——基于S*ST光明掏空事件的分析

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利益侵占主体,基于产权不明、政府监督机制失效为切入点,对S*ST光明的最终控制人通过"内部隧道",将上市公司资源转移到自己为实际所有人的关联公司过程中的公司治理机制失效、政府出资人失位等内外机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要保护国有资产及其他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就应从明确产权、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出发,强化政府委托人对代理人、经营者的监督制度和激励制度。     

浅析医改方案中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

分析了当前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存在的4点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和路径,并分别对建立出资人制度、落实法人治理结构、实现理事会治理、院长层激励等4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     

论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基于医方在医疗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特殊地位，应该赋予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应的抗辩权利。一般而言，在医方的强制医疗行为、履行告知义务的自由裁量行为、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告知义务履行不能以及患者身处无力行使状态、拒绝和放弃、家属代理时具有过错等情况下，可以构成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法人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信息非对称的探讨

在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中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提下 ,由于企业的投资者作为委托方与企业的经营者——代理方双方信息的非对称 ,将导致经营风险的增加。为此 ,力图根据双方信息可能出现的三种典型情形 ,探讨委托方如何依据不同的情况为代理人设计具有一定激励和约束力的报酬机制 ,最大限度地刺激代理人实现委托方的利益最大化。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不同国家法律及其实施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权益以及公司治理体制。作者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 ,从我国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现状来看 ,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但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上都还未能形成高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体系 ,这一缺陷直接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此 ,作者提出成立维护投资者权益专业机构 ,将其作为诉讼主体来加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彼德斯曼与阿尔斯通贸易与人权论战评析

自西雅图事件爆发以来,贸易自由化与人权保护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法领域里争论最激烈的重大理论问题。传统进路认为,贸易自由化天生促进人权保护,而批判进路则宣称其阻碍人权进步。彼德斯曼创立权利取向贸易理论,力主贸易与人权关系宪法化,因其遭到阿尔斯通批判而与之展开全面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折射出自由贸易与人权保护关系的复杂性,而且质疑全球贸易治理中行使公共权力与追求集体目标相分离的合理性。在多边贸易体制晚近转型的主流叙事即"从政治到法律"的影响下,论战双方只把贸易与人权论战定格为一种"制度关系"之争而不去发掘相关制度转型背后内在知识结构的重构,因而该论战没有为两者关系指明出路。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与人口规模国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透过学术争论的表象看到其实质,并进而意识到自身意识形态安全当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略论公司治理之制度选择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产权的不同决定着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不同。有基于国有公司产权与非国有公司产权的差异性,国有公司治理与非国有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应有所区别。国有公司治理应当重点针对代理人问题以强制性立法施以特殊规制,而对非国有公司治理则宜以市场机制来加以选择,并辅之以自律性规范作为指导。     

我国高校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现状与优化

财务治理的效率关系到我国高校的办学绩效和健康发展，合理的财权配置是实现高校财务治理的基石和重要内容。随着高校收支规模的扩大和来源、支出结构的复杂化，优化财权配置对改进和提升教育产出的意义愈加重要。当前，我国高校财权配置存在相关制度规范和管理架构不完善以及共同治理乏力等问题，成因涉及历史、政策和治理等诸多方面。高校应当采取强化预算过程、推进网络治理和落实责任中心管理等改进措施。这些措施对优化高校财权配置、完善财务治理、提升资金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事权落实、改进办学质量并提高教育产出具有重要作用。     

两市场隔离多阶段递进式并轨的国有股全流通方案

解决非流通问题应坚持的原则是 ,非流通股可以流通 ,但不应降低深沪股市A股的股指。通过对交易制度的不同规定 ,将T +1流通制度作为期货来出售。初始时建立起两个资金面与参与者都相对隔离的市场 ,使它们的交易制度随时间的推移分阶段并轨 ,逐步缩小准流通股与A股的交易制度基差 ,分十年时间由T +36 5与每手 5 0 0 0股的交易制度向T +1与每手 10 0股的交易制度过渡 ,流通制度差异缩小导致价格差异缩小 ,自然一直在并轨中 ,十年后同价 ,两市自然并轨。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