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政区管理体制变迁及对蒙古族的影响

清朝在内蒙古地区的政区基本管理体制为盟旗制度,它强化了各旗与清政府间的联系渠道,蒙古族地区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但这一制度也阻滞了蒙古民族整合的步伐,弱化了蒙古民族内部的各种历史联系。清末及民国时期,大量汉族农民的涌入,使蒙古民族的生产方式向多样性转变。同时,随着旗境内府厅州县的设立,盟旗管理体制趋于衰落,旗县并置成为常态,致使内蒙古地区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     

论清代朝阳地区行政建置之演变

位于辽宁省西北部的朝阳地区,因地理位置特殊,多民族杂居,是清代行政建置变化较为剧烈的地区之一。以时间和变化特征为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天聪至康熙朝为第一阶段,处于蒙古地界,实行盟旗制度;从雍正至乾隆中期为第二阶段,设置理事厅,初创蒙汉分治的二元管理体制;从乾隆后期至光绪末年,改厅设县,正式订立二元管理体制;从光绪末至清亡,撤县改府,由县级政区升级为统县政区,奠定现今朝阳地市级之行政体制。     

明清时期度量衡管理机构考略

明代的度量衡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户部,在地方则为诸司府州县官府.而清代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门也主要是户部,到清末时改为度支部,并新增度量权衡局,地方管理部门亦为诸司府州县官府.     

彭开勋与《南楚诗纪》

彭开勋《南楚诗纪》收录湖南各府厅州县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纪胜诗400余首,概述了湖南全省历代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神庙寺观的历史沿革、修复情况和名人吟咏等。一地一诗,详加诠注,是为难得之湖南纪胜诗。     

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

“插花”是西南人民的俗语,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的“插花”主要集中在各省区或各府厅州县的交接处,以贵州最为突出。它的产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统治方略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插花”之流弊,从明代开始就已显现,并为部分地方官吏所认识,但因受条件限制,认识极其有限,清理拨正也并不彻底     

清末地方教育监察机制及其困境——以四川学务处为中心的考察

学务处作为近代四川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在对地方教育管理及监察运行过程中借鉴古今中外之法,创设查学制度以及省、厅府、州县三级管理监察体制,对清末中央教育体制和视学制度的建立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其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凸显出近代教育机构在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不仅未达到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反而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清代热河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述论

清代热河地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区域,处于蒙古高原与中原的结合部,亦即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错地带,是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随着移民大量涌入,热河地区的民族分布结构呈现出满、蒙、汉、回等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导源于其地文化结构的变迁。     

辛亥时期军政府与分府矛盾斗争析论

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纷建立军政府或军政分府,清朝传统的省、道、府(厅)、州县统治秩序被打破,中国政治制度开始了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军政府、分府整合过程中,难免产生很多矛盾斗争。就其形式而言,既有明争,也有暗斗,既有口角磨擦,也有武装冲突,可谓多种多样。就其性质来讲,既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纷争,也有革命派不同集团的对立,既有集权与分权的较量,也有专制和民主的消长,同样不一而足。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各地分府于1912年8月底基本取消,新的行政关系初步形成。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探略( 1908 -1914)简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始于1908年,迄于1914年,可分为省、府厅州县、城镇乡三个级别。它扩大了湘省民众的政治参与,促成了湘省代议政治的出现,但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地方自治风潮,如选举风潮、地方官与自治机构的冲突、由自治职员滥用职权而引发的风潮以及绅董权力之争等。     

试论清代州县政府管理在配人犯的职能

清代在中央加强君主高度集权专制的同时 ,在地方也完成了省、府、州县三级政权及其主官集权的体制建设。州县作为最基层的实体政权 ,具有全方位的司法职能。清代州县既是司法审判的初审衙门 ,对已决徒、流犯又直接赋有递解和配所管理的职能。对于在配人犯的管理职能 ,自唐至清 ,由于资料的局限 ,还是一个需要开拓的政治史或法制史课题。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 ,对这一课题作抛砖引玉的探讨     

沈德潜与其同调黄子云格调论诗学观辨析

格调论在清代乾隆时期最为盛行，沈德潜为其盟主，黄子云为其同调，两人互相呼应，在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人格与诗格之间的关系、拟古和新变、尊唐学宋、拟议变化等方面具有许多的相同点，但又各有特点。黄子云为清代格调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医药化学家孙思邈

孙思邈早年时便以严谨的态度研究丹药,对一些金石矿物与丹诀反复试炼,撰有《烧炼秘诀》、《太清真人炼云母方》、《太清丹经要诀》等多部化学制药著作。在此基础上,他谨慎地在临床实践中试用这些金丹,功效显著者便记录在《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后者记载的丹药尤其丰富。孙思邈是中国古代医药化学的先驱。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近体诗创作中的四声递用与抑扬清浊阐说

四声递用与抑扬清浊之说 ,便是古人在“进一步安排”上用心而作出的发挥。有关这两方的论述 ,见于明清两代的诗论家 ,尤以清人论述为多。本文将就其意见进行疏释、分析或补充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儿童故事中的语篇模式探究

语篇分析的角度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主位和述位、衔接和连贯、语义单位关系和语篇模式等。从介绍语篇模式理论开始,通过实例分析了三种语篇模式在儿童故事中的应用,并尝试从认知过程的角度对儿童故事中匹配模式和其他两种模式交叉使用的高出现率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关键词：儿童故事;语篇模式;认知过程     

从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宫廷戏曲管理的三个时期

清代戏曲管理分三个时期,即教坊司、南府和升平署。其中教坊司时期在清初,戏曲演出活动不多,戏曲管理极为简单;南府时期则从康熙年间初创至道光七年改制,时间长,又适逢清代戏曲从初步兴旺到极度繁荣的阶段,机构成员众多且来源复杂,声势浩大,为戏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壮大理顺了思路;而升平署时期则始于道光七年改制直至清末,这一时期国家发展呈现颓势,宫廷戏曲发展也呈下滑趋势。从总体上看,南府和升平署这两个机构在清代宫廷戏曲的管理中肩负着宫廷文化内外交流的使命,对清代戏曲的发展起过强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