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理的现代挑战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精髓,在经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于洗礼后,能否在现代化背景下焕发新生;儒家关于政治治理的思想,在现代化的新时期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在政治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政治追求等方面与现代政治治理需求有根本一致,但政治施政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发生了根本变化;儒家政治思想会通过自身的更新与发展,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指导。     

儒家和法家政治思想的几点比较

儒家和法家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但由于基本的哲学理念不同,它们在对待人民的态度、治理国家的途径、建设何种国家等根本性问题上都是对立的。对这种对立的认真分析,是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础。     

“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文化逻辑

借助现象史学的方法,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生成和演进的机理,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以社会的一个中心力量为主导发展形成的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已凝结成为中国人稳定的政治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曲折道路证明,当代中国必须自觉地立基于"中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创新和优化"中心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儒家"德礼为本"的治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传统中国有着较为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一良序的构建及其维系有赖于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其中,儒家的治理思想是维系和调适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秩序的思想轴心.儒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奠基于主体的道德自觉,强调人性内在而超越,深信人们可以经由教化而成圣成贤,据此形成了以修身为基础、以士人为主体、以礼治为路径的治理结构.儒家的治理思想具有修己与治人、德性与教化、伦理与政治合一的特征.这些思想智慧能为当今世界的大国治理提供弥足珍贵的经验与借鉴,形成不同于西方程序民主的治理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的求共性精神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追求事物共性精神的特质。如儒家在价值观、人论等方面、道家在本体论、辩证法思维等方面都明显表现出对共性精神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对“合”、“同”、“通”等范畴的追求也是对共性精神的追求；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共性精神的追求。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圣人观”和“上帝观”对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东方的儒家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文明,二者对各自文化圈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圣人观"和"上帝观"作为两个文明的核心观念,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决定了东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行为,形成了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特色.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连云港城市发展中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转换

在区域地理学的视野中,桥头堡的文化精神资源与最直接传承了儒家文明的齐鲁文化保持着更多的血脉联系,与中国文明非主导形态的长江文明相距较远,而齐鲁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根源于农业文明的政治伦理人文,长江文明在本质上则是一种超越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之上的诗性人文,具有比伦理人文更高的审美价值,也是一种与当代语境中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最接近的精神资源。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市场经济必然转型以及苏北经济发展主动学习苏南模式的历史背景下,桥头堡城市发展中的人文精神面临着从政治伦理人文向审美诗性人文的转变。     

人际伦理、社会仪式与国家秩序——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

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评析古代儒家的政治观点,以期发掘儒家学说中值得借鉴的精华,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与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世王朝统治衰弱以致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也可以从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找到根由。因此,借助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儒生—士大夫—官僚系统"这一同构体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生成与维持之中的角色功用与负外部性,进而探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国家学说(政治儒学)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运行准则的儒家伦理(文化儒学)的价值与悖论,发掘出儒家学说中值得吸收的东西,以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与警惕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之中糅合进现代政治伦理与法治精神,为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政治道德体系而努力。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     

论陆疆治理中政协的功能

陆疆长期是我国边疆治理的重心。我国陆疆面积广袤且治理生态特殊,这决定了治理手段选择的多维性。正确认知作为治理手段之一的"陆疆各级政协"之治理功能,有助于充分挖掘、彰显并实践其潜在的治理价值,走向"善治"。政协之功能具体为: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民主)的场域,建构"民主—国家";二是包容性制度设计,组织化吸纳各族精英;三是凝聚"共性国家利益",推进族际政治整合;四是形塑中华民族,推动"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     

儒家政治冲突及其治理思想论析

儒家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冲突思想。儒家认为:政治冲突产生的根源是阴阳间的对立、天道的创设和利益的不均;政治冲突治理的旨归是构建和谐社会;政治冲突治理的策略是以中庸为稳定器、以仁政为力量、以利益均平为动力、以理想政治秩序为愿景。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下政治冲突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治理难度大;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中国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然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试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各国公司治理结构因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不同而各具特色.相互承继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自己的特色也是立身之根本.必须从构建自身发展的模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创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危机的宏观诱因及其微观治理缺陷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出现深刻变化,危机潜在并可能频发。其诱因在宏观层面上与经济、政治、文化紧密相关,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具有不均衡性、政治体制改革有待深化和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上;在微观治理方面,则存在着缺陷甚至于"治理真空",主要表现在意识、体系、主体、体制与机制等方面。     

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特色及其现代反思

“和”的观念萌生具有鲜明的农耕经济特色，并发展为源远流长的“和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儒家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儒家构建和谐的理想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并围绕其中的秩序和谐设计了具体路径，形成了调解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完整体系。儒家和谐思想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反思。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治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思想初论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今日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一件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工作是：把传统思想放在今日法治建设的视野内，以法治为基点挖掘、分析那些蕴涵着法治建设精神营养和文化资源的思想遗产，诸如早期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庄子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与人本思想、早期儒家中的人本和民本思想、中国古代有关义与利的基本理论以及调和、折中、互补的争端解决思想；清理那些来源于传统思想的、阻碍中国今日法治实践的认识误区，例如，工具主义法治观和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