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次重大公共危机看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起步较晚,1998年是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现代化、公民知情权意识双起步的开端之年.1998年三江流域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三次重大公共危机开启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建议: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相关领域法律体系的建设;着力建设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化制度;努力营造崇尚行政信息公开透明的政治文化和积极维护公民知情权的政治氛围等.     

从"非典"病毒与"卡特里娜"飓风看中、美两国的政府危机管理

由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与危机相伴随.近几年,自然灾害和恐怖事件愈演愈烈,因而政府危机管理已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本文将主要通过"非典"事件与飓风事件的对比,进而比较分析中、美两国的政府危机管理,最终得出完善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对策.     

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及其应对策略——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大地震的考察

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公共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危机的发生,不但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也对整个信息传播系统形成某种冲击和干扰,导致信息传播的"失衡".考察"非典"危机和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发现,公共危机中发生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将导致危机的严重恶化.因此,作为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传媒组织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效用,正确引导危机信息的传播,避免信息传播"失衡"的出现,才能有效解决危机问题.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失衡"不仅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之间的平衡稳定问题,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中国遭遇的种种公共危机,在给我们带来种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学习、改进和创新的机遇.从"非典"危机到汶川地震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府、媒体以及民众都在苦难中成长和进步,"多难兴邦"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鞭策.     

当代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困境与构建

危机管理能力是现代政府必备的行政能力。诸多危机事件的发生与处理已经暴露出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构建中国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途径是: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建立常设性的危机管理协调机构;实行属地管理;建立政府的信息、决策和沟通系统;制定完善国家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实行绩效管理;加强政府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利用媒体开展政府公关;进行伦理倡导等。     

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

本研究以民众的疫情风险认知、认知水平、心理行为变化、对政府举措的评价、经济发展的预期等8类指标为基础,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进行了两次调查,通过对两次调查结果的研究分析,得出了江西民众"非典"期间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大部制"与中国政府改革论要——兼论中国政府改革应然与实然的价值取向

文章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分析了"大部制"改革与中国政府改革的几个核心问题.认为如何看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存在着阶段论的二元观和嵌入式的一元观两种视角.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政府改革的应然与实然的价值取向.此外,考察中国政府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两条主线,一是市场化的价值取向,二是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寻找一条"新政治道路".鉴于此,宪政与法治的政府、公开和透明的政府、有效和廉价的政府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应然价值追求,内部协调、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督则构成了当前中国政府改革"实然"行政制度的三个方面.     

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转变及行为调整

根据WTO的基本政策原则和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所做出的承诺,我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入世"后的要求,正确界定政府与社会、市场、企业、公民及法律的关系,努力使政府当好引航员、保安员、裁判员和服务员。调整政府行为,主要是调整政府组织行为、管理行为、信息披露行为、行政审批行为、财政支出行为、财富分配行为和公务员管理行为等。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通过国际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社会结构、政府能力以及政府职能、政府财力、公务员薪酬水平等是制约政府官员规模的主要因素。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对政府官员规模的研究,要打破"数量屏障"的思维定势,理性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短期"适度从紧",有条件时"适度扩张",要重视调整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谈入世后中国政府形象建设

我国加入WTO后,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而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中国政府。政府如何应付挑战准确为自己定位,改变其权力行使规则将对国家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性良好的政府形象是一个政府所拥有的重大资源和无形财富,也是政府作用有效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政治共识和政治稳定的基     

网络舆论危机与"六种效应"化解

目前,网络舆论已成为公众认识社会的重要意识参数,也成为大众传播和政府行为重要的意识指示器.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既是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催化剂",又是化解危机的"灭火器".面对突发事件,政府要借助网络准确地向大众传递危机信息,善用"避雷针效应",避免"蝴蝶效应",破解"屏蔽效应",重视"首因效应",强调"互动效应",化解"破窗效应",及时抵御和防止负面舆论和谣言的蛊惑与扩散,以赢得公众对政府采取的危机应对政策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中国政府经济行为变迁研究

西方不同派别的经济理论围绕着政府的经济行为，都进行过极为细致的研究，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国虽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体系，但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套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府对经济管理办法及手段，并在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强大的过程中，引起世人的重视。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国政府的经济行为如何形成更好的适应一流的世界经济行为的格局，也正在不断为政府官员及理论界所重视。一、政府经济行为理论的历史验证政府的经济行为始终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驾驭经…     

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安全

自2003年"非典"以后,公共危机事件的信息发布及反应-决策机制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话题.伴随着互联网业务的蓬勃发展,以论坛、博客等为渠道的网络舆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网络舆情的"双刃剑"效果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调控促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降低网络舆情的"负效果",增强网络舆情的"正效果";为完善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决策形象,妥善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提供可行性的参考.     

从行政法视角论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以汶川地震为例

汶川地震牵动全国,震惊世界.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飞抵灾区,政府第一时问发布权威信息,大灾当前,这两个"第一时间"是何其重要.在第一时间做到行政透明,在第一时间实行政府信息公开,这不仅是勇气、胆略和责任的表现,实际上也是一种法律义务.本文从行政法的角度,以汶川地震为时政分析背景,分析了在公共危机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可能性从政府法治环境、公民权利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必要性从理论基础、权力诉求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并从主体、制度、法律三个层面为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操作性建议.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研究

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具有不确定性、不可控性、高关注性和非常规性等特征,具有其它新闻事件新闻发布达不到的强大社会影响力.新闻发言人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及时、准确、全面、权威地发布信息,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避免相信传言和谣言,进而拥护、支持和配合政府处置危机;有益于媒体在危机事件和公众间发挥正确的桥梁作用,避免恶意炒作,进而站在政府和危机真相的一边引导舆论;有利于政府驾驭舆论,稳定局势,避免危机事件还没有妥善处置,又冒出新的“传播危机”,进而迅速、妥善地处置危机.本文从功能、原则、策略、步骤四个维度,对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闻发布进行研究.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概念、学科与合法性——政府经济行为的逻辑与困境

政府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其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存在。本文从有关政府行为的一些核心概念入手,探讨了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研究的现状和逻辑,并对政府合法性危机及其对治理变革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基于"整体型政府"的理论视角

"碎片化"指向的是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在过去,特别是在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和普遍应用的今天,已经引起了许多流弊."整体型政府"正是针对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     

"三言"中市民意识的体现

明朝中晚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居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程朱"理学也出现了某些松动,"陆王"心学一派则流光溢彩,在王艮、李贽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思潮.与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动相适应,城市中也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儒家文化有所不同的市民文化.而作为说书人底本的话本,更是一种典型的市井文学,从方方面面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三言"、"二拍"是晚明话本和拟话本结集和创作的代表."三言"在描写对象的下移、婚恋观和义利观的变迁、政治关怀和忧患意识等几个方面集中表现了晚明时期的市民意识.     

“9·11”事件前后日本的危机管理

在危机频发的当今社会,如何预防和应对危机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历来有重视危机管理的传统,"9·11"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在注重对自然灾害进行危机管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预防国际恐怖威胁的危机管理措施、完善危机管理的机构,从而奠定了日本当今危机管理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