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回顾

20世纪50年代在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李绍明先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过程,并对民主改革的定义、性质、政策、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为我们了解这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镇政的现代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

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表明了市镇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之趋势.江南商业性市镇之权力通常由少数强宗巨族所把持.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市镇集中,乡村地主中也有不少转向了市镇;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则提高了商人在市镇权力结构和社会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废除后,南浔又得风气之先,兴办了不少近代新式学校.加上太平天国的兴起打击了江南的旧家世族,也深刻改变了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为市镇权力的重组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条件.另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也表明了市镇的政治向正规化、规范化发展,市镇本身的日益复杂化使市镇管理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需要,这样,仅仅依靠保甲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市镇社会之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变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乡村明确了以市镇为中心的建制,建立了乡镇行政机构.市镇不仅成为农村传统社区的文化中心,而且开始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     

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形态。历史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之上,现实乡镇治理权威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导源于其与乡村文化社会基础的脱节。因此,乡村的治理突破地方权力的生存逻辑转而通过权力的文化经营建设一个良好的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成为了必要与可能。     

历史叙述与书写的"可表述性"——以四川凉山民主改革历史的话语特征为例

本文讨论的是历史叙述与书写的"可表述性".历史表述存在着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相关联的现实意义.因此,国家在建构统一、团结、和谐等社会目标时,势必要透过制度和权力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规范公众阅读或社会记忆的历史表述形式.这是历史可表述性的具体呈现.国家定义的历史表述.会成为个人历史表述的准则.类似四川凉山民主改革历史的书写,同样存在可表述性.民主改革亲历者的口述历史也因为其对当下国家政策、意识形态对过去事件的态度,及事件其他参与者的看法等而存在表述性"规则".可表述性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历史书写的选择和历史的表述过程.     

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在以往宏大的革命叙事背景的视角下,根据地新权力阶层长期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失语。作为根据地乡村新的有权阶层,冬学为他们提供了革命思想启蒙、觉醒、成长的环境。乡村新权力阶层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生态的重构,使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组织真空,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储备。     

道德共同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对农村社区的想象——解读电影《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

1949年后,土地改革开启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权力实践,人民公社的高度集中化是国家对农村控制的高度体现.国家对农村的权力实践过程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对乡村资源的垄断,直接导致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沦丧和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即乡村道德共同体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作为临时道德代言人的国家随着对农村社会经济控制的削弱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1980年代出品的两部电影<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乡村仍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乡村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和社会结构问题都可以通过乡村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力量来解决.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喜盈门>和<咱们的牛百岁>这两部电影的角色和情节设置,来揭示1980年代国家对农村社区的道德想象.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国家渗透与乡村过滤:昌黎县侯家营文书所见

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发现的集体化时代村级文书资料，涉及村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等丰富的内容，展示了国家权力与农民社会相互碰撞的具体场景。侯家营文书中的大量例证表明，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国家权力控制了村民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阶级斗争话语等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已渗透到基层乡村，已然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但是同时，国家权威在乡村社会也不是没有边界，也常有政策愿望落空、陷入困境及遭遇反讽的时候。面对国家的强制性压力和渗透，乡村社会的传统、习惯一直用融合、再造、过滤等方式加以对应。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