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及对策

选取湖北省远安县马渡河村作为样本,通过全面分析金融危机风波对该村农民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和农民外出务工特点,并针对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的情况,提出了增加政府政策性扶持,促进农民工本地就业;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避免因经济波动带来就业波动;向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灌输自主创业的思想;发展新型农业,培养多方面人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外出务工者解决后顾之忧等对策性建议。     

农民外出务工与劳务经济发展

发展劳务经济,有组织地组织农民外出务工是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由于长期以来二元结构的制约,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低下,用工的不规范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一切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加快劳务经济发展,首先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务工人员的素质;其次要将培训和输出相结合,建立劳务输出网络,实现劳务输出的组织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务市场,使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在城里就业,实现农民"非农化"是我国劳务经济的发展方向。     

农民外出务工特征的交叉分析与思考——基于安徽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调查

利用外出务工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农民外出务工多方面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农民的人员构成呈现出多样化,性别严重失衡,青年农民工占较高比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但年轻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的;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体力型行业为主,但年龄和性别对从事的行业有很强的影响;外出务工农民有留在城市定居发展的意愿,特别是年轻者留城意愿更加强烈。因此,应着力解决外出务工农民的性别失衡问题,做好青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工作,加强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拓宽其就业面,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使外出务工农民融入城市。     

农民外出务工与现代性自觉——基于苏北B县农民外出务工的考察

苏北B县农民在内在经济冲动力的驱动下外出务工,在务工过程中不断获得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现代性的获得又使他们更加理性的流动,越来越以经济收益为流动指向,利用他们获得的技术、资金和各种社会资本积极探寻新的流动途径。在江苏省大力发展苏北经济的热潮下外出务工农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乡土回流,反映了他们现代性的进一步增强。     

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资料，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揭示了外出务工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个人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的作用及过程。我们的结论是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既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     

外出务工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倾向的影响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着重对流动因素(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资本因素中的外出务工收入(打工收入)对农民食品消费倾向、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以及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对食品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效应,对耐用品消费倾向、人力资本投资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收入对耐用品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贡献在所有收入变量对耐用品消费的贡献中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对食品消费倾向、社会交往投资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和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类型的农民消费倾向具有不同的影响。     

外出务工农民难以城市化的原因探析

本文以最易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的实际生活状况,以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心理状况方面探究农民工城市化的能力。其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难以城市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与普通市民的较大差距,是他们从经济上和心理上难以城市化的巨大屏障。提高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质量是目前推进城市化的政策重点所在。     

外出务工团员组织管理和外出务工青少年教育培养的责任归属

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加强外出务工团员的组织管理和外出务工青少年的教育培养工作,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户籍地团组织依靠现有组织管理体制难以做好这项工作,通过外设团支部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的可行性不大。应该把这项工作纳入外出务工团员和青少年工作地团组织的职责范围。     

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的个人效用分析

通过分析6种效用因素给外出务工农民创业带来的影响,并通过对江西省万年县和兴国县进行实地调研,阐明各种效用因素产生的作用。对鼓励地方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视角、构建有利的政策来激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与对策的思考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本文探讨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存在的教育存量和增量资源均不足、教育教学体制不适应等主要问题,并提出缓解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对策建议。     

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基于二元Logistic与QCA方法的双重探索

以二元Logistic回归和清晰集定性实证比较分析(QCA)方法结合对外出务工农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决策影响因素及其选择路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主观属性方面,社会公平感知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在客观属性方面,回乡养老和身体健康是外出务工农民选择非低缴费档次的必要条件。主观属性的解释力度大于客观属性,主观属性具体分为四条决策路径：学习型参保、谨慎型参保、担忧型参保和依赖型参保。主动学习保险知识的学习型参保人员基于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较独立的预期养老方式和传统的信息渠道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平时不轻易购买保险的谨慎型参保人员基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和对保险知识的了解与学习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养老担忧程度较高的担忧型参保人员基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认可选择非低缴费档次;预期依靠子女养老的依赖型参保人员基于从众心理选择非低缴费档次。客观属性具体分为两条决策路径：高薪酬参保和高压力参保,二者分别基于较乐观的经济基础与子女数量少带来的养老压力。     

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外出务工对农村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随着国民收入的稳步提升,已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而提升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被公认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因此,研究青少年,特别是教育环境受到较大冲击的、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人员子女的教育人力资本积累问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据此使用CHIP2013农村部分数据,考察分析了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其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在子女14岁及之前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对于没有父母外出经历的子女而言,该人群子女的受教育年限要少近0.23年。与此同时,其获得高中及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几率低4%。父母的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子女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高中教育机会获得 ——基于劳务输出大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河南省农民工监测数据,考察了父母特别是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高中教育机会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外出务工不利于子女,特别是儿子获得高中入学机会.比较而言,父亲外出务工反而能促进子女获得高中入学机会.这意味着在推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也要关注父母特别是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获得非义务教育机会的影响,避免父母在子女成长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关键期"缺位",从而影响下一代的可持续发展.     

语言技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使用明瑟尔工资方程研究语言技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为解决研究样本自选择导致的有偏估计问题,文章使用赫克曼两阶段方法(Heckman two-step)对样本进行了矫正.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语言水平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非农务工收入.分类别来看,说普通话能力以及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