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     

从中心到相对: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

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     

浅谈《壮族稻作农业史》的研究方法及其他

章乃昌先生所著《壮族稻作农业史》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学术专著。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农业大国,我们对中国农业史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十分薄弱的,更不用说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农业史研究了。仅此而言,《壮族稻作农业史》就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大作。本人拜读之余,见猎心喜,冒昧地谈点读后感,祈请罩先生和方家指教。首先从选题上看,"壮族稻作农业史"是一项难度相当大的学术课题。因为对于民族史研究者而言,很多问题都是说不清道不白的,这倒不是研究者本身缺乏史才、史学、史识,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材料大零散、太缺乏了。作为文明古国,我国…     

地区回族史研究的力作——读《青海回族史》

地区回族史研究,既是回族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又是内容的丰富和深化。没有地区回族史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充实,整体的中国回族史研究是难以提高的。＂由于回族居住的分散,有回族居住的地方就有回族的历史。如果地方回族写出的多了,回族史的资料就丰富了,     

从爱因斯坦的研究方法看现代科学理论的发现模式

爱因斯坦研究方法所开创的假设--演绎主义科学理论发现模式,克服了归纳主义发现模式的弊端和归纳--演绎主义、天赋观念--演绎主义发现模式的缺陷,并以其较完整的形式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令人信服,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宗教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从刘守华先生《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谈起

中国民间故事的源头纷繁复杂,宗教文化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刘守华先生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较早关注宗教文化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在近三十年时间里,以系列论文和专著形式,以跨学科研究的视角,对道教传说、佛经故事等宗教文学与民间故事之间同源异流、不约而同、交流影响等复杂的关系进行资料翔实的比较、剖析与论证。《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和《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演变》在出版后,产生广泛影响,屡获荣誉,也表明民间文学与宗教文学领域的交叉研究还大有可为。     

问题:表述与误解——从《荷马诸问题》第一章谈起

<荷马诸问题>是一部探讨困扰学界多年的关于<荷马史诗>诸多问题的专著,它从比较语言学和比较人类学视角出发,明确地回答了<荷马史诗>的"四W-H"(When/Where/Who/Why/How)问题,强调<荷马史诗>能够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两千多年的学理与缘由.本文聚焦<荷马诸问题>第一章,通过纳吉在荷马研究中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论述,思考纳吉治学之风格以及他在荷马诗歌和口头传统方面的研究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元代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与调适

本文以奥都剌合蛮、阿合马、倒剌沙为例,分别论述了蒙古国时期、元初及元中期回回官员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充分挖掘元杂剧的基础上,就伊斯兰教("回回法")与"汉法"在民间社会的冲突亦作了勾勒,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元代伊斯兰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遭遇主流文化———"汉法"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重要结果。     

蒙、元时期敦煌行政体系述论

在蒙古军攻占沙州、瓜州后,沙州隶属拔都大王,瓜州则被废弃。其后沙州又归属于察合台系诸王的势力范围。元代建立后设立甘肃行省,并在敦煌地区设立沙州路总管府和瓜州,对当地进行管辖。同时,元政府任命出伯家族对包括沙州、瓜州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进行镇戍。通过设路置州和任命宗王镇戍,元政府在敦煌地区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元代敦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多维度的文学史探索——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为中心的学术考察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对一千多年来回族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整体历史进行了深度描摹。它以独特的编撰范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典范,对民族文学史建设工程具有启示性。它对回族文学的文化阐释,尤其是对回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具有民族志意义。     

蒙古英雄史诗搜集整理的学术史观照

本文主要从记录蒙古史诗的文字符号系统与史诗文本活形态口头特征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了以往蒙古史诗文本记录整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考察了蒙古英雄史诗的经典化过程.文章认为,蒙古英雄史诗文字文本通过经典化,一方面获得国家和族群的认同,逐步成为蒙古民族文化身份表达的资源并获得更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日益失去了口头性和方言特征.     

还史以真 寓情于文——解读恰白·次旦平措学术思想中的文史双重追求

恰白·次旦平措是我国著名的藏族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主持编写的<西藏通史>是解放后我国藏族学者用藏文编写的第一部西藏通史,为藏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文章通过恰白·次旦平措史学代表作<西藏通史>和部分文学作品的解读,阐述了他"还史以真,寓情于文"的双重学术追求思想.对恰白先生考证源流、辩章学术的史家风范与坚守传统诗学、注重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文学观念进行了解读.从而彰显了治史与经文互为渗透的恰白学术思想.     

元代墨工考

元代的制墨前承唐宋 ,后启明清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工匠。本文依据史籍 ,对元代的墨工进行了考证。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

中国大陆海外民族志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界对于中国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未能仔细梳理,这制约了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本文对中国古代海外记述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实地调查及其著作、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的早期案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学者所作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以求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史的总体轮廓,说明每一时期海外民族志发展的特点及研究重点的变化,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蒙古佛教史》与蒙藏文化交流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全面的反思、清理和重构的契机,已有的研究和学术史书写充斥着西方话语霸权,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立场,"民间"被学者所代言,寻求共性和同一性主宰了学术局面,完全遮蔽了民间文学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个别性和差异性。"还原"与"阐释"是重构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范式。"还原"就是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民间体裁鲜活生动的生活身份;"阐释"就是站在当下的学术至高点,赋予体裁研究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基于我国民间体裁的多元事实,持批判主义的态度和民间主义立场,才能绘制出与精英主义不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文学体裁专门史的图式。     

深切怀念杨志玖教授

2002年5月24日,杨志玖教授归真了,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杨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生清苦,勤奋治学,在蒙元史、隋唐史、元代回族史、土地制度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蒙元史、元代回族史研究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研究方面是杨先生倾注心血最多、成绩最大的领域,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