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阿佤山佤族中的汉族姓氏探源

佤族主要分布在滇西南山地 ,但与汉族的沟通早已有之 ,这在姓氏上亦可见一斑。这与元代以来汉族人口不断地迁徙到滇西南 ,和同样是迁徙至此的佤族发生密切交流有很大关系 ,这种交流在明清时期进一步加强。今天阿佤山的佤族青年姓名实行汉佤两制 ,互相间又有联系     

论后金政权的汉族政策

后金政权的汉族政策具体是指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为调整满汉民族关系,处理满汉民族问题,针对汉族而采取的相关策略、措施、规定等的总称。后金政权汉族政策的形成既有客观环境的催生,又有后金政权领袖人物的主观意志使然。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状态。蒙古族、汉族、藏族在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满族)则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民族关系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问题复杂性大幅度提高。第二,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第三,满蒙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处理满蒙关系问题的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和完备。第四,清朝政府有效调整了满汉关系,使之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并进一步完善了对汉族的政策措施。第五,妥善处理满藏关系,不断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     

警惕“与汉族切割”的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

当前部分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存在“与汉族切割”现象。这种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思路,会对我国民族团结局面造成深刻伤害,会强化民族关系领域业已存在的“二元结构”,引发激进民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合流,也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以达成其撕裂中国社会、分裂中国国家的目的。在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过程中,要防范和纠正这种做法,着重强调各民族的融合而非敌对,注重共性研究而不是差异研究,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同时,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话语体系,与敌对势力争夺“民族问题”话语权,向国内外民众讲好中国民族故事。     

论两汉时期的河患及其治理

两汉时期,由于泥沙淤积、河道狭窄、气候异常,再加上河道缺乏及时的治理,造成黄河水患频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为此,两汉时期对治黄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治河主张,并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治河实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河经验。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