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聚到集群——祖国大陆吸引台商投资的新取向

本文运用产业区理论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台商目前在大陆的投资只达到地域化经济的集聚阶段，与当地企业缺乏密切的合作网络，根植性不足，对台商投资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因此，各台商投资密集区应以产业集群为政策新取向，营造使台商深深扎根当地的区域创新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可以通过“收入分配方式→收入水平→有效需求→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这一机制来实现。本文利用中国1978年以来的相关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都将导致投资结构中重工业相对比重的加大和相对增长速度的提高,从而引致投资结构重化的倾向;(2)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则会促使轻工业投资比重和相对增长速度的提高,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对投资结构的影响不太显著;(3)投资结构重化的倾向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基于服务业14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2年我国服务业14个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行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低集聚程度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不理想。     

企业投资理论创新与中国企业投资行为

最新的企业投资理论肯定了不确定性环境对投资的影响以及融资因素对投资的影响。用于解释中国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必须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中国转型时期的投资决定受体制性因素和市场性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左右西方企业投资行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和融资因素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完全用西方的投资理论解释中国的企业投资行为是不恰当的。     

中国重要城市投资环境评估与比较——兼论南京市投资环境

无论按流量还是存量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平衡，即使在一个地区的内部，各城市间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投资环境差异是造成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各城市差异性分布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和评估了中国50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及内部结构，并归纳了这些城市的投资环境类型。最后，本文对如何改善南京市的投资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基于东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地方政府投资作为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对居民消费影响更为直接,而由于政府投资分配倾向于城镇地区,因此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或挤入效应更加明显.文章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1996-2009年的人均消费、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对城镇居民消费表现出挤出效应,而这与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倾向有重要联系.     

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环境的趋势预测与投资对策分析

通过对我国民办高校投资环境的预测,全面地分析了影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趋势,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民办高校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预测分析技术,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生源状况进行预测分析,根据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提出了优化投资政策环境、加强内涵建设、构建投资风险防控体系等对策措施。     

基于实物期权视角的中国外商投资演变

一般而言,投资机会赋予拥有者在将来某一段时间里决定是否进行投资的权利,这类似于金融上的期权.利用实物期权的方法分析影响投资时机选择的因素.具体而言,项目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越大、项目的现金流越小、无风险利率越大、投资越是不可逆、企业进行投资的可延迟能力越大,则越倾向于延迟投资.反之,则倾向于立即投资.并据此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演变.     

R&D投资与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学历水平的影响——基于深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高阶理论,以沪深两市中小企业板51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模型对R&D投资、公司创新绩效、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学历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从产权属性视角对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组研究。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R&D投资强度、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家冒险倾向是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关系的半调节变量,正向调节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高学历企业家的理性冒险倾向对R&D投资与公司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强。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冒险倾向、学历水平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家族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对深层次认识R&D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对正确认识企业家冒险倾向这一心理偏好对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管理者的聘任决策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华跨国研发投资新动向及其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在华跨国研发投资的新动向:研发投资继续增长,研发投资机构主要向母国提高型转变,投资运作模式有独资化倾向。跨国研发投资主要通过人才流动、示范效应对东道国科技创新产生正面影响;还有人才流失、东道国科技发展路径依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负面影响。跨国研发投资的类型不同,对东道国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和途径也不同。针对在华跨国研发投资新变化,中国需要调整策略,以减少研发投资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的负面影响。     

论非均质空间的经济分析

本文强调,经济学研究不仅要以时间变量为分析手段,而且要引入空间变量;空间经济分析要同时肯定"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的存在并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条件与对象,据此,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不应是"单空间"而是"全空间";主流经济学的各家各派虽然分别考察了空间不均等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均质空间的范围,无法对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今天,我们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空间统筹兼顾的发展目标,更需要以非均质空间的分析方法为经济、社会、环境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对策思路。     

茂名实施“工业立市”的几个问题

茂名要实施"工业立市"发展战略,必须开拓新思路、确立新理念,着重解决好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载体园区化、投资方向市场化、投资环境优质化等几方面的问题.     

进一步促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的意义与对策

民间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特点以及政策、体制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民间投资的进一步增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今后应采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行公平税费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完善金融体系 ,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 ,提高我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新理论解释

知识和技术是全球的 ,也是地方的。由于缄默知识和知识的粘性特征 ,知识溢出具有空间局限性。正是知识的外在性和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 ,使得创新发明多是在集聚地发生 ,创新发明活动倾向于产业集聚 ,而且那些新知识投入越是重要的行业 ,创新活动的产业集聚倾向越发明显。高新技术园区是创新活动的产业集聚地 ,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论是高新技术园区存在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养老金资产的投资组合与现实环境因应

养老金投资是典型的资产一负债管理,其综合管理的最终日的,是保证任一时点的盈余非负。一个成熟、平稳运行的资本市场才适合养老金投资,其中发达的固定收益市场不可或缺。我国完全信托型的养老金投资体系存在着资金来源单一、规模有限、投资环境不佳、投资管理非市场化等发展初级阶段的特征。养老金投资股市需要在养老金内部管理体系和外部资本市场发展两方面入手完善,有序推进。     

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析国际投资环境的特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利用外资和引进外资对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相应地,对国际投资环境的识别和改善意义重大。然而,人们对国际投资环境特点的认识,常存在片面性,这对中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极为不利。必须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国际投资环境的特点,即综合性、系统性、空间层次性、相对性、不等性和动态性等六大特点。     

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对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一种解释

本文给出了一个经过拓展的财政支出乘数模型。该模型表明 ,财政支出乘数是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两种因素的函数 ,且同这两种因素成正相关关系。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分析 ,中国财政政策效应有限 ,根源于体制因素和结构因素 ,使得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较小 ,从而导致财政支出乘数较小。为此 ,须从制度安排和结构调整的角度入手 ,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投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