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道家修辞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在我国古代修辞思想史上,道家的修辞学说占有特殊的地位,作出过较大的贡献,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根本原因便在于老庄的修辞观是以自然哲学为基础,有着深刻的辩证法精神。从对立统一变化运动的角度来阐述言辞与情志的关系,要求情意发如自然、修辞出于自然,所以是很值得研究并加以发扬的。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许多关于“正言若反”、“大辩若讷”、“不言之教”、“多言数穷”等修辞主张。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之本,决定一切,派生一切。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品中,无处不在,无物可尽。所谓“孔德之容,推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     

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及其当代文化价值——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之十一

先秦儒家以“仁”为本的政治思想 ,其核心是为政者自身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 ,并且推己及人 ,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 ,再加上外在“礼”的约束 ,使社会各等级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 ,百姓安居乐业 ,从而实现自身长治久安的统治。这种“君轻民贵”、推行仁政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自诚明”何以可能——张载思想中的“自诚明”与“自明诚”问题

“自诚明”与“自明诚”是张载工夫论中“成性”的两种方式,而以往研究多认为“自诚明”不可能或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即使是肯定“自诚明”的也多是从穷理与尽性、知与行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但这并没有完全涵盖张载“自诚明”的内容.实际上对张载来说,伯夷、柳下惠即是“自诚明”的代表,他们通过致力于自身所禀赋的清和之气亦即“致曲”而成为圣人.但由于张载比较重视气质与习染对成德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以“致曲”方式而成圣的局限性的理解,所以他更强调“自明诚”.     

击科学和人文之剑 开创汉语修辞研究新局面

近三十年,中国修辞学被边缘化的＂熊市＂现状已是不争的事实。汉语修辞学的出路何在？科学和人文是开创汉语修辞新局面的两把利器!科学是汉语修辞学的着眼点、方法和归宿。汉语修辞现象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文化性、时代性、认知功能。击科学和人文之剑,努力开创新世纪修辞学研究的新局面,已是时代赋予当代修辞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修辞的“主动态”:从技巧到哲学的理论建构——谭学纯《广义修辞学演讲录》及其修辞思想述评

谭学纯的修辞学思想从"走出技巧论"到修辞诗学、修辞接受,再到修辞哲学,构建了一整套的修辞学思想,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视域,形成了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谭学纯模式。尤其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修辞哲学的提出,使修辞从"被动态"转变为"主动态",即人们修辞地从事语言活动,同时也受到来自修辞的反向支配。修辞的"主动态"意味着修辞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开始向多种学科渗透,修辞学研究范式由此产生了革命性变革。《广义修辞学演讲录》是谭学纯近年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修辞的"主动态"——修辞哲学的精彩演绎。     

政治哲学:为马克思主义“正名”的一种应有视野

在某种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其实始终“活”在不断的“非正用”(或名之滥用,名之僭窃)与不断的“正名”之中.“正名”之作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要求引导我们洞悉“语言的政治”或“政治的语言”.我们试图将“正名”的政治性质和政治的“正名”要求熔于一炉,用哲学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它要表明政治哲学能够被当成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但如果我们不是从存在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那就错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易传》的辞章之美

<易传>不仅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修辞理论,而且注重"文其辞",表现出辞章之美.<易传>言简义丰,含蕴深厚,具有简约之美.<易传>对<易经>的阐释充满联想,多有描述,富于诗意,而其形式上或用韵或不用韵,均具有抑扬顿挫的韵律之美.<易传>的语言或整齐划一,或长短不齐,具有参差之美.<易传>虽为阐释性文字,但也使用了比喻、设问、对举、顶针、对偶、排比等修辞格,使文章具有修辞之美.     

社会学发展传统中的类修辞形态:基于修辞学视角的考察

虽然社会学传统没有留意修辞理念对学科地位的合法获得及知识生产的影响，但该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已不自觉地与修辞理念进行纠缠。本文将“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又无法忽视修辞影响”的发展阶段，称之为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类修辞形态区间。基于修辞学视角的考察发现，社会学传统实际上潜藏着类布道性修辞、类认知性修辞以及类论辩性修辞三种基本形态。它们在为学科赢取合法性地位以及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不同层面地促进了社会学学科成熟化体系的形成。可见，修辞不仅能为宏观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提供创意视角，也能为学科知识的后续生产提供经验性参照。它将成为社会学学科的“守护型幽灵”,始终陪伴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得以存在。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试谈“满洲”一辞的源流

“满洲”一辞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至今仍有许多异议,本文拟就各家之言,谈一点个人意见。对“满洲”一辞的来源问题,综合各家意见,大体上分为四种:第一种意见认为“满洲”一辞“义出佛教”的“曼殊”一辞,因清祖创业之初“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其“曼殊”的意思是“妙吉祥也”;第二种意见认为,“满洲”一辞是“古肃慎之转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第三种意见认为,“满洲”一辞是以上两种意见相合的结果,即“满珠之称”,“又与佛氏曼珠之音相合,展转而成者也”;第四种意见认为,“满洲”一辞是“建州酋长之尊称”,历经久远相沿而成。     

儒家“诚”的道德哲学意蕴及价值本位

"诚"作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不仅是道德准则,更体现为天道本体与人性的根源."诚"贯通天人,为儒家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终极依据.内求于心的"诚之"工夫是达致天人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的修养途径.梳理"诚"的道德哲学的内涵对于诚信缺失的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道德启示.     

基于文化认同的国族认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包“熔”主义及其实践

印度人民党近年来在印度政坛强势崛起,其政治成功离不开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支持与引领。印度人民党的政治成功不仅是施政纲领、选举策略等技术层面的成功,更是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而国族认同以及国族建构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导下,印度的国族认同建构日益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方向推进。实际上,印度的国族认同建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国族认同,可被概括为“包‘熔’主义”,其是以包容主义为外壳、以印度教特性为价值内核、以印度教(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渐进式同质化的国族认同建构模式。包“熔”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伴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其实践方式主要有身份改造、文化挪用和国民教育的“藏红花化”。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存诚去伪”:鲁迅倡导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

存诚去伪,是鲁迅所倡导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在鲁迅伦理思想中,这条准则获得了强调性的意义。以历史的观点透视,作为伦理原则之一的“存诚去伪”在鲁迅那里,获得了它的全面意义。     

论张岱年的为人与为学

张岱年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被学界誉为"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的为人与为学集中体现为"直道而行"的独立人格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道德学问人生精神、"修辞立其诚"的立身治学宗旨及"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读书治学座右铭。其为人与为学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为人与为学合一、德性与问学统一,体现了张岱年先生道德学问人生的价值理性特征。张岱年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境界对于端正当下学术风气和推进学术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程颐的颜子学

颜子是孔门弟子中被后世称颂不已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二程在他们哲思历程的起始处便与颜子相遇，周敦颐孔颜乐处提问是他们哲学体系建构的源点和基础。尤其程颐，把颜子学的探索推进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他的颜子学理论由境界论与工夫论两部分构成，以工夫论为核心，辅之以工夫指向的境界论，对颜子亦尽推崇，但更欣赏圣人孔子之天地气象。故其论颜子之境界，重在凸显圣贤之差距，强调颜子之未得；于工夫论上主张以性导情，并以四箴充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