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传统艺术走上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现代性建构道路。通过对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筹备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京剧现代转型的机制、特点与得失。从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梅兰芳与京剧的改造中可见,近代中国传统艺术探索出了一条以新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以“中西结合、古今共用”的艺术理论为革新理念,以推动艺术成为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革新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型道路,由此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了现实平衡,成为了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时尚。因此,梳理和分析近代京剧的改革史可以为当下探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提供指引。     

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出路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古老的京剧、昆曲、越剧等传统剧目与当代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现代舞蹈同台演出;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作陈列在同一个书柜中;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热”不断地变换着。从八十年代初以来,文化思考的主题不断地更新着,如“人道主义与异化”、“萨特与存在主义”、“港台新儒学”、“周易热”、“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萨伊德和东方主义理论”、“享廷顿和文明冲突论”、“人文主义精神热”、“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等等。实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的纷然杂陈和文化热的迅速变换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是处处暴露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发展,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加以解答的问题。     

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方法论问题

本文认为,文化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极重要基础。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未完全包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范畴之内的“文化”范畴,这是“文化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依据。对这一“文化”的科学界定,以统筹和沟通诸学科各自对“文化”的研究,是文化学的中心任务。同时,本文通过剖析“文化概念”和“文化”词语字义疏证两者的关系,提出要重视研究自古似来(尤其我国)人们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和概括,并用现代理论加以开掘,从而深化文化研究。最后,作者提出文化研究的四个具体方法论问题:一、人类文化的生物学基础;二、文化的描述和测定: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具象问题;三、文化以人的活动为中介的问题;四、文化的统一性、强制性、自律性与文化的他律性、“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无限多样性”这两方面的关系问题。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清代,京师是满族的聚居区,其地域文化受到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影响。北京话,是经过满族依据本民族语言特点来重塑汉语北京方言的文化结晶;旗人作家们在创作中体现了京腔语言的风采神韵,开创了“京味儿”文学流派;满族在京剧和曲艺等北京传统表演艺术的形成与完善方面贡献良多;满族的习俗曾给予北京文化以熏染;而昔日满族人的性格气质,也在当下北京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留有烙印。     

贾平凹小说的“卖点”分析

在文化消费强势启动的当下社会,贾平凹小说的“卖点”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他为当代文学呈现了一个具有鲜活日常生活观感的文本世界,成为全球化、城镇化时代的一种稀缺资源;他作品中神秘的超现实生活,对于喜爱追新逐奇的文化大众来说,可谓是投其所好;赤裸裸的性与精美的文化包装,也为贾平凹的小说文本制造了大量“卖点”。     

历史地看待京剧的现状与未来

京剧是体现北京人文特色的典型艺术形式。北京京剧繁荣的历史与首都优势下的人口数量、职业结构、文化环境、生活节奏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环境的巨变推进了京剧现代戏的编演。京剧的前途系于剧场观众的增长 ,业内人士有必要客观地总结以往的艺术实践 ,创作出贴近现代生活的新剧目。政府的支持也需要与艺术规律、经济规律进一步协调起来 ,以促进京剧普及与提高的结合。     

＂Thematic archetypes＂ and new era fiction

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对西方的“原型批评”概念有必要进行本土化阐释。在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与新时期小说的联系中,存在着四种“主题原型”：一是人与自然其生兆存;二是人经历考验、发挥潜能;三是在神奇幻境的书写中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四是批判重利轻义、贪得无厌的物化人格。这些“主题原型”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呈现形态、置换动力、现实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反映了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本土审美意识的觉醒。另外,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和文学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重义轻利”的人生观、肯定道德生命人格的价值观等,有可能成为我们回应当下生活、重建生活诗学、提升文化品格的重要精神资源。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课题

<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本世纪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列宁曾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要想建成完备的社会主义,需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下发展生产力,进行文化革命,在物质基础和科学文化方面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成为“文明国家”。他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这一历史任 (一)     

试论家庭文化与家庭教育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家庭文化发生了新变化 :思想观念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 ;文化品位和文化设施由低层次转向高层次 ;与外部关联方面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家庭教育必须从抓家庭文化建设入手 ,创造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 ,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使青少年成为“四有”的一代新人。     

“‘移步’而不‘换形’”——论京剧改革的梅兰芳模式

梅兰芳在他的艺术生涯中 ,为传统京剧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移步’而不‘换形’”的京剧改革模式。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改革模式的内涵     

谈谈北京的地域文化

北京地域文化应是北京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且分为大、小两个范围。北京大地域文化包括旧石器文化、都城文化、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长城文化和京剧文化等11种。     

晚清京剧表演艺术家刘赶三

清同治、光绪年间 ,新兴的京剧诞生了第一批行当齐全的杰出表演艺术家 ,名丑刘赶三便是其中之一。刘赶三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卓绝的演出才能。他一生最具影响的剧目几乎都与咸、同、光三朝的重大事件的重要人物密切相关。     

越调《七擒孟获》的风格特征——兼论河南越调的发展趋向

越调《七擒孟获》是中凤梅生前排演的最后一部“诸葛亮”戏，其风格归于内敛蕴藉，并引领了越调未来的走向。这种风格特征一是得益于唱词内在的张力，二是得益于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层开掘。     

保卫粤剧名街 拯救西关文化——论广州恩宁路骑楼历史街区的复兴规划

针对以粤剧文化为标志的广州恩宁路骑楼历史街区,"大拆大建"的行为与保护复兴的呼声,进行了6年博弈。面对即将到来的破土施工阶段,"名城理论"、"规划原理"、"保护法则"似乎显得软弱无力。许多"其言也哀"的文章,能否唤醒良知,取得"哀兵可胜"的结果?     

北京市与纽约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比较研究

本文展示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布局;分析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四种模式:文化趋同型集聚、区位因素型集聚、垂直关联型集聚和水平关联型集聚;介绍和探讨了纽约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SOHU模式与百老汇模式、特点及对北京市的启示。     

安民公所与北京近代环卫事业的起步

安民公所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由在京官绅申请、在清政府支持和列强允许下建立的具有浓厚殖民色彩的治安机构。安民公所运用了一些西方的管理模式,尽管西方管理内容还非常少,但对北京的环卫建设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京地区大众传媒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

本文运用系统论、区域传播、全球化、资源位等理论初步探析了北京传媒塑造我国国家形象的策略,即树立传播的"球土化"意识,处理好京派文化、民族文化、世界文化这三重视域的关系,充分利用京城发生的"媒介事件",研究不同传媒资源位的不同策略,营造系统、高效、立体的传播网络。     

论程砚秋的京剧改革思想

程砚秋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以及"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改革京剧。他曾尝试吸收西方戏剧之长大力改进中国戏剧,无论从唱腔、唱词、舞台表演及美术设计等方面都对传统京剧艺术程式作了较大的突破及创新。但他晚年则完全沉醉在挖掘、清理传统戏曲遗产,总结传统戏曲规律,维护传统戏曲精神之中。程砚秋从向西方戏剧学习的狂热到回归到维护传统的经历,可视为传统京剧艺人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