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探析

美国国会情报授权是指国会相关情报委员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其所管辖范围内的情报机构、情报政策项目或活动进行年度立法审议,通过立法授权支出的决策行为。美国国会委员会"先授权后拨款"的立法传统、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领域的决策权等因素,共同导致美国国会在70年代中期建立起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为中心的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此后美国情报活动的授权一直是通过国会情报委员会审议和批准独立的年度情报授权法案的方式进行。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制度缺陷,但在"9·11"事件后总统情报决策权力膨胀的背景下,情报授权制度成为国会监督和制约总统行政权力扩张、维护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手段。     

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当今美国外贸政策调整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对外贸易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国家对外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从几个方面反映出来:(1)从贸易法案中,主要反映国会制订的对外贸易所必须遵守的法律根据和总原则;(2)从年度的“国家贸易政策纲要”中,这是总统和政府拟订的近期外贸政策的有关方针目标和实施步骤;(3)从贸易代表在谈判中的立场、态度及有     

试论战后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之争

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源于美国宪法有关外交权规定的模糊性，并随宪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二战以来，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渐趋激烈，成为触及美国宪政制度核心的一个问题。本文初步考察了总统外交权一度膨胀和７０年代国会外交权复兴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总统和国会的这种权力之争在今后还将以或激烈或缓和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     

从百日新政看总统和国会在立法方面权力及地位的变化

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在领导立法方面的实践,揭示了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由罗斯福所倡导的美国总统和国会关系的一次调整,改变了国会垄断立法议案的局面,形成了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议案的一个惯例,使国会的立法工作逐渐依赖总统的建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决策中的地位作用及改革

在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角色重要。全面解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决策中的地位、演变、影响因素及改革,对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近年经济政策简评

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制定的。美联储独立于美国的政府行政机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美联储与有的政府部门,如负责货币管理的财政部却表现出同一性。美国财政政策包括在年度联邦预算中,该预算由总统提议并通过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谈判最后确定。产业政策、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均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制定和实施。     

努力拓展增长美国财富的东方渠道——克林顿的亚太经济战略回顾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 ,开创了美国战后历史上首次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中心地位的新时期。在美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本国条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克林顿在众多经济区域中毫不犹豫地把美国经济的区域战略重点指向了亚太。克林顿力图通过以下手段将亚太经济战略建设成美国全球经济大厦中一根强有力的支柱 :提升贸易地位 ,扩展对亚太的经贸领域 ;巩固美日经济同盟 ,把日本作为美国对亚太进行经济辐射的基地和保障经济安全的屏障 ;同中国开展多层次的经贸合作 ;保持并加强在东盟的传统经济利益 ,利用东盟牵制中国、日本 ;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活动 ,加紧争夺亚太经合组织主导权 ;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建立巩固的经济安全机制     

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难民政策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主导了美国的难民政策。美国难民政策批评家认为,美国政府更支持共产主义国家或其他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的逃难者。1980年的难民法是为了将其过程去政治化,但80年代末期关于苏联逃亡者的争端表明,该立法一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总统与国会借助各种特权大量接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充分显示了美国难民政策的政治性和不公平性。     

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外交政策

1948年 ,美国为适应冷战的需要而转变对日占领政策后 ,将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作为复兴日本经济的一个关键措施。为此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 ,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日本入关。一方面 ,美国在国际上竭力与以英国为首的反对日本入关势力作斗争 ;另一方面 ,在国内千方百计克服国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给政府造成的困难。虽然日本最终入关 ,但美国的政策并未完全获得成功 ,日本入关也给美国和美日经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美国第一次党争历史评价几个问题之我见

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进程,违背开国元勋们普遍厌恶党争的主观意愿,出现了两个全国性政党,即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领袖的民主共和党的对立。 1789—1816年间,两大政党围绕着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尖锐斗争,为争夺总统职位和国会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党争。这次党争对美国未来历史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对这个时期两党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加以分析,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是美国政党研究中的一个必要和有益的课题。本文试就第一次党争时期进步与保守、成功与失败等问题陈述已见,权作一则读史心得。     

协调对华经贸政策的角色：从总统到中美高层经济对话

冷战后,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包括总统、国会和各行政部门在内的政策主张不一,不时发生对抗,反映出其部门间协调性机制的缺位。近年来,美国财政部牵头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中美高层对话构成了中关经济对话的新型机制,弥补了美方对华经贸政策制定中用以协调本国国内各部门政策立场的制度性缺陷,为稳定和助推两国经贸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有利机制。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由于内因与外因的交相作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尽管这一变化并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但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克林顿、布什对华政策的共同点分析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进入了克林顿、布什执政时代。两位总统虽然来自不同的党派,在国内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两任总统对华政策有许多相同之处。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双边关系会像中美关系那样重要,分析两任总统对华政策的共同点,可加深对美国对外政策、外交表现、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理解。     

论自由与美国对外政策实践

美国对外政策实践的逻辑是以捍卫和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为目的,以武力等为手段。分别从自由的不同维度,围绕美国对外政策实践的逻辑,论证了自由是美国对外政策实践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因。     

流通渠道及其主导权研究:评述与展望

流通渠道及其主导权是研究商品流通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特定的市场结构下,理性的流通渠道成员通过争夺渠道主导权进一步分割包括厂商生产价值、流通服务价值和顾客效用价值在内的渠道总利益.渠道主导权的不平衡孕育了工商关系的不和谐,渠道成员利益的不协调则使工商矛盾实质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和评价现有关于流通渠道及其主导权的研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为构建新型工商关系探寻相应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思路.     

论第一次柏林危机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危机导致战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加快了德国的分裂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作为事件主要当事国的美国来说,危机的进程和结局对其1948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立法、冷战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大西洋联盟政策以及对德政策等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国际竞争力：现代企业战略的核心

国际竞争力：现代企业战略的核心徐明华，盛世豪一、国际竞争力研究的概况及其内涵最早关注国际竞争力问题的是美国。早在１９７８年，应白宫和参议院的要求，美国技术评价局就开始了美国竞争力的研究。１９７９年，美国总统签署的贸易协定（草案）明确规定：总统应向国会...     

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孤立主义的思想在美国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度成为其主导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对美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孤立主义的形成以及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时至今日,孤立主义已经有了新的演变形式,并将继续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引导美国外交的变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