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扩权背后的概念偷换

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统一法律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于是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只能统一各级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扩权论将两个概念予以了偷换:一是将"统一司法解释"偷换成了"统一法律解释";二是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司法解释主体"偷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法律解释主体".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研究

一、法律实证主义的分裂--基于"分离命题"的讨论 "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成为理论法学争论最激烈、同时又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原因就在于法律与道德都为人们的行动提供规范性,即如果某种行动是由某一标准引致而来的,而与行为人自身的欲望和倾向无关,那么这种行动就是所谓的"规范性"行动.     

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是否纳入"劳工标准"是有关国际贸易持续10多年讨论的热点问题。南北双方就此问题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反对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以防出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我国有关法律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相比较有一定的差距,应该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以适应挑战。     

刑法基本原则拷问——试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适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本文从法理学角度入手,分析阐释了关涉法律原则问题的基本概念源流,从法律原则的功能价值切入,从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的区割展开,界定了部门法基本原则得以确立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依据,在又讨论"刑法基本原则是一功能与价值体序"是一命题的同时,置疑和拷问了作为刑法法定基本原则之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合理性.     

哈特"开放结构"的语义学性质

"开放结构"是哈特法学理论的核心,是哈特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法律问题的一个基本点.哈特所坚持的"开放结构"的语言学性质,同时具有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特征.他从传统的语义学中抽取词义特征的内容,坚持法律语义的准确性.但是他并不固守这个语义特征.而是以这个特征为基础,使特征本身具有延伸的可能性,将词汇的语义特征与对实际的社会生活现实的考察结合起来.从而将语义学的内容延伸到语用学中.而这两者之间的桥梁,则属于人本身的认识能力.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及其元问题透视

受激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使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将"法律与文学"研究纳入关注的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殊的国情现状使得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也决定了"法律与文学"研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的发展元动力。精英理论的本土化与精英理论的世俗化,是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理论系谱研究的元问题,它牵扯到当今中国语境下对法律与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反射出中国法律与文学对现代法治向何处去的揭秘与探索。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法律的变迁——以匈奴、鲜卑等"收继婚"的变迁为例

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收继婚"观念和制度变迁,讨论北方游牧民族法律变迁,揭示该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变迁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管理法治化得失检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问题逐步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立法的关键仍要从三十年的实践中探索总结.检讨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管理法治化进程,可以从"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两个角度加以定量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将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关键.     

“法律生态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界定

"法律生态化"日益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但尚未形成对"法律生态化"的统一解释。在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法律生态化"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依据,将"法律生态化"重新界定为法律制度向生态化方向调适的制度变迁过程,从而揭示其制度表现和内容,能够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更深刻地透视"法律生态化"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     

“泸州遗赠案”的利益衡量方法透视

被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遗赠案"持续引发法学界广泛关注。时至今日,有关本案的深入讨论依然热烈。两审法院的一致判决,使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及其关系问题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作为一起道德与法律相冲突的疑难案件,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分析该案,能够避开规则与原则的适用困境,避免两种极端的结果而寻求一种"调和"的骑墙结论,从而实现司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按照利益的层次结构,衡量的标准并非仅仅是案件当事人所诉求的一阶利益,还必须重视一阶利益背后所蕴含的二阶利益或高阶利益,主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原则司法功能的限定及实现

受法律原则模糊性与伦理性、法律文化迟滞和法官职业素养差异的影响,法律原则裁判呈现不确定性、道德化倾向及裁量权滥用的现实忧虑。法治理路下,必须限定法律原则的裁判性、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将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权能成文化、法律原则适用内容明确化以及法律原则司法适用严格程序化。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再审视——法律主体之维的分析

"法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成了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二选择,近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不断推进,但由于法律的一般性、滞后性,导致实践上的标准不一,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律主体问题的厘清对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意义重大。应根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法律主体制度的变迁特点及动因,从设立原则、立法供给、谦抑性回归等方面对法律主体制度进行建构,从而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新探——以现代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不同内涵为背景

国内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学者有关观点上的差异存在关联性,需要参考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相关论著才能较好地加以理解.国外学者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观点上的分歧主要是与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答案相关,由于对此有不同理解,他们对于法律规范有哪些要素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是否应当具备"制裁"或者说"后果"的问题上,关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其他方面的争议亦与该问题有关.国内学者通常不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的做法缺陷相当明显,体现在法律规范逻辑结构问题上的大量争议,其来源都可以归结到这种混用.在充分意识到国内学者在有关理论前提上所存在的差异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分析,可以将一个法律规范(而非法律规则)认为系由行为模式与法律效果两大部分组成,并可以进一步将行为模式划分为规范主体、规范内容、适用条件三个部分.     

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物”条文的观察

了解西夏的法律与社会是我们研究中国十至十三世纪法律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从当时的两份文契切入,这两份文契的标的物均涉及"畜物"之内容,它们都应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调整社会生活之产物。该法典中规定了大量的关于"畜物"内容的条款。历史地考察西夏社会及民情,不难得出"畜物"对当时西夏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畜物"成为该律令调整的重要对象。因此,大篇幅规定调整"畜物"之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的基本是一致的。在讨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有益思考。     

法律论证与罪刑法定的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于弥补中国形式正义的缺位与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新刑法实施后,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将罪刑法定理解得过于简单和庸俗化的现象,刑事司法实践被笼罩在"法律形式主义"的阴影之中。事实上,法律的适用是一个比简单逻辑三段论更为复杂的过程,法律论证正是为了缓解法律机械适用和法律多解的困境,而于近四十年来逐渐在欧美法理学界兴起并走向前卫的方法论学说。法律论证强调对话、论辩、理性程序,其于刑法的适用利于超越"法律形式主义",将正义定位于形式与实质之间。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探析——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法学专业为例

当前,国内有关"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讨论正在如荼如火的进行中。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并非"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入选高校,但如果法学专业想有所作为,就必须按照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目标,改革教学课程体系,着力培养创新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能为区域地方法治服务的法律人才。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专业—课程—课堂"的逻辑思路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开展多样态的实践教学探索,构建"师生互动—在线交流—协同育人"三大教学平台体系,以回应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