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耕地面积析疑

一、传统的说法和疑问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1951年版)说:“据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全国土田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弘治十五年,全国土田总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一百年间,田减一半,户损七百,充分说明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及投靠权门的盛行。”(第768页) 伍丹戈先生编著《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1959年版)说:“……在整个清代,全国的垦地面积仍是赶不上明洪武二十六年的数额,直到嘉庆十七年还只有731,3309     

宋朝赋役浅论

《宋史·食货志》载“宋制岁赋”,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五大类.“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这是农民租佃官田的租税合一的封建剥削,租与税相较,租为大宗,税的比重甚少,再加宋代官田比过去已经大为减少,所以这部分官田的税收部分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是城市有产居民的赋税.“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是乡村民户的     

元代江南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江南租佃制在宋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包佃制仍取于学田和官田，但在广泛程度、包佃规模等方面均超过宋代。官田佃户普遍拥有兑佃的权利，而民田上也出现了兑佃制。定额地租已成为江南主要的地租形态。     

红桥考证与四库馆臣的疏误

对于明初女诗人红桥,《四库全书总目》考证与冯梦龙《情史类略》记载一疑之为无、一以为她姓张的看法是错误的。据林鸿《鸣盛集》及《福建通志》等文献,红桥实有其人,并非姓张而为朱氏女,有诗词传世的朱红桥是明初女性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作者。     

来信摘登

山东师大学报编辑部: 贵刊今年第4期刊登的王锡孝、银海二同志合写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经济建设》一文,我们拜读后,得益不少。不过,该文有些史实不对,有必要更正。一、该文说:“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资助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得到很大发展。仅闽、赣两省十七县就建立起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这是把各种合作社的数字误认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了。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二、该文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又先后作出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暂行税     

雨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时期较长,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统治的所有制形式。构成和体现这一制度的一切必备条件和基本特征已大致具备。绝大部分田地为私人所有,称作“民田”或“私田”,很少一部分属于国家,称作“官田”或“公田”。这时“公田”、“私田”的概念已与《夏小正》、《诗经》、《管     

从户籍制度中看汉代的阶级关系

一、商鞅变法所建立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统治者已知户籍制度对于征收和税赋役的重要性。如果说《周礼》关于户籍和什伍制度的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的话,那么周宣王“料民于太原”的史实,至少可以作为西周已有户籍制度的证明。道理是简单的,因为没有户口登记数字,要检查户口那是不可能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自耕农民数量的增多,统治者对于户籍制度就更加重视。所以管仲在齐国的改     

中日学者共同探讨明清史

日本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室教授森正夫,是日本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著有《明清时代的土地制度》、《明初江南的官田》、《十六——十八世纪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中国民众叛乱史》等。一九八三年四月,受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前来复旦大学与明清史学者伍丹戈、樊树志进行合作研究,于一九八四年一月底结束。其间,森正夫访问了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与有关学者交换了意见。三位学者每周一次的研究会,围绕共同的问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其中关于江南官田与赋役改革的讨论比较深入,涉及到江南官田的各个侧面,在官民田土税额及苏松地区的重赋方面,收获最大。人们往往强调苏松官田赋重,实际上浙江、福建、广东及南直隶的徽州、凤阳地区,官田的赋税并不比苏松地区低,为什么苏松重赋叫得如此厉     

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下)

四、古籍记载中的数值的性格1.数值的零星、笼统和含混中国古籍中的数量记载,但大多是零星的数值,系统的数字记载是难得遇见的。那些零星的数值记载是我们进行统计的重要资料来源。对于古籍中的数值记载,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这些数字的性质或性格。有些文字记载中的数字,并不是明确地表示它本身的数目,只是笼统地表现一下数量的多寡。如象《周官·     

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问题

关于北宋“养兵之费”的数量,学术界已作过一些研究,但大部分是根据蔡襄、陈襄、张方平等人奏疏中所记载的禁军平均每兵岁费五十贯,厢军平均每兵岁费三十贯的数字,再乘以禁厢二军的兵额总数推估而来的。在缺乏较为确切的统计数字的情况下,这种推估是可以的。问题是五十贯和三十贯并不是一组有代表性的数字。仅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宋代至少有十四处文献记载了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些数字。而这些数字之间     

明代土地赋役的若干问题

一、明中期额田减半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弘治十五年(1502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查霍韬原话,见《霍文敏公文集》卷8,《修书疏》。《明史》只是概述其内容,并非     

略论北宋自耕农经济的几个问题

自耕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北宋自耕农经济的解剖,不仅可以了解北宋自耕农本身的概貌,及其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关系,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否相适应,从而有助于我们揭示北宋历史的发展规律。 本文就北宋自耕农经济的几个问题略加论述。     

也谈《春蚕》的素材和主人公的原型——与徐忠宪同志商榷

《中学语文教学》去年二期上刊载了徐忠宪同志的文章:《<春蚕>构思特色浅探》,作者认为,“《春蚕》的故事素材主要来自作者熟悉的‘丫姑爷’的经历: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他是一个向来小康的自耕农,有六七亩稻田和廿担的‘叶’。他的祖父手里,据说还要‘好’;账簿有一叠。然而,近年来也拖了债了。可不算多,大大小小百十来块罢?他希望在今年的‘头蚕’里可以还清这百十来块的债。     

鲁迅祖父自书《履历》介绍

《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文学》一四四期上,刊载了钱碧湘同志《关于鲁迅祖父档案材料的新发现》一文.文章扼要地介绍了作者在明清档案馆找到的与鲁迅祖父科场贿赂案直接相关的四个文件,认为它们“是迄今为止有关鲁迅祖父最早最完整的文字记载”,读了很受启发.但据我们了解,“最早”记载鲁迅祖父家世的第一手材料,恐怕要推鲁迅祖父周福清本人编写的《履历》.     

中国的专制主义和人民群众——明清两代在历史上的地位

本文系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奥崎裕司教授在我校历史系访问时之讲稿。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我国历史学界对明初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拓。如商传同志《试论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见《明史研究》论从第二辑);郭厚安同志《关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见《西北师院学报》第四期)等文,分别作出了新的论断。奥崎裕司教授的讲演与我国学者的论述,在主要论点上有相互接近或相互补充之处。为了有助于这项讨论的进一步发展,爱征得作者同意,请王一凡先生译出,以饷读者。     

高启生平二考

高启(1336—1374)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他一生虽然短暂,且《明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均有传,乡人李志光有《凫藻集本传》,学生吕勉有《槎轩集本传》,清金檀有《高青丘年谱》;但由于明初统治者对吴中地区采取的特殊政策,使得这些传记的记载有不确实之处,掩盖了高启生平中的有关事实真相。这使我们难以看清其生平思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高启生平的两个问题重新进行探讨。一、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张士诚据吴称王期间,高启有否出仕张士诚政权呢?高启的诗文没有明确记载,有关高启的志传均说没有出仕张士诚政权。近人大都亦持此论。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和张士诚来往,杨基和徐贲还作过张士诚的官。”②钱伯城说,高启“没有在张士诚手下做官,宁愿伏处田野,做一个安居守分的诗人。”③尤振中在《高启诗简论》中说:“在元朝与张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作出的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是对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条原则的丰富和完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为我们设计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基本模式;深刻地总结     

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一点体会

怎样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邓小平文选》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小平文选》第138页)我们学习了《邓小平文选》以后,感到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光辉著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红线。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试论战国小农的副业生产

许多论者在叙述战国时期“有田百亩”的自耕农的家庭经济状况时,认为这种自耕农只有粮食一种收入,并由此而得出他们年年入不敷出的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1 持“战国小农只有粮食收入”见解的同志,其论据主要是李悝关于小农经济状况的一段描述。这段话见于《汉书·食货志》,原文如下: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