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美刺思想与汉赋

汉代时期美刺思想已渐渐深入当时文人的创作中，而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文体之一，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刺”思想的烙印。但是由于汉代大一统的形成使士人地位转型，加上汉朝统治者的影响，因此使得汉赋中“美”的比重不断加大，而“刺”的功能逐渐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劝百讽一”的形式。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论汉赋批评的局限性

司马迁、扬雄、王充以来,评论家们受儒家以"美刺"之旨规范文学,强调文学与现实政治伦理的关系之观念的影响,对汉赋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其讽谏力度不够的批判上.而汉赋劝百讽一格局的形成也有着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经学桎梏下的汉代赋论

西汉中叶,最早的赋论随着汉赋创作的日渐繁荣应运而生.综合这些赋论,可以看出如下两个特点:(一)虽然尚不系统,但却涉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赋体溯源和特征、汉赋的讽谏、艺术特征等,勾勒出汉赋研究的基本轮廓.(二)这些赋论又都处于经学思想的桎梏之下,论者几乎都从汉儒诗教的美刺标准来衡量汉赋这一新兴文体.可以说,这些评论揭开了扭曲地研究汉赋的序幕,也深远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因此,汉代赋论是汉赋研究的发端,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赋论作一综述研究.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汉赋载体考论

汉代的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牍、缣帛、玉石、纸张等,其中简牍是汉代最基本的文献载体形式,也是汉赋最主要的载体形式,汉赋的载体多为"木简之薄小者".在用简牍有长尊短卑观念的汉代,汉赋在文献中所处地位不高.再之,简牍在汉代对于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一件易得的东西,而汉赋相对于其他文体又是耗费简牍较多的.因此大大地限制了汉赋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对散体大赋的传播消费限制尤甚.     

汉赋中的“谶纬”考述

汉代谶纬的形成和流行，同汉赋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受谶纬的影响，汉赋创作中有专门谶纬题材的作品，如封禅、郊祀和天象等。汉赋中又有表现谶纬思想的，如受命而兴、符瑞祥兆和灾异遣告等。此外，在汉赋作品中，还有引用和化用纬书的词语，以加强作品的典雅蕴藉。从题材内容、思想意识和语言表达，汉赋都有谶纬的深刻影响。     

道家思想与汉赋创作

汉赋是汉代发展最为充分的文学形式,道家思想在汉代也是仅次于儒家思想的另一主要思想潮流,在汉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道家思想必然会影响到文人所钟情的汉赋创作。     

道家思想与汉赋创作

汉赋是汉代发展最为充分的文学形式,道家思想在汉代也是仅次于儒家思想的另一主要思想潮流,在汉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道家思想必然会影响到文人所钟情的汉赋创作。     

论汉赋的史料价值

赋是汉代文坛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着这一时期的历史:汉赋创作所经历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审视这一时期国势兴衰提供了新的角度;汉赋虽非汉代现实的确切记载,且存在铺陈过度、夸张失实的问题,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汉赋展现出两汉宫殿建筑的风格与特点,反映出两汉音乐与舞蹈的某些情况;汉赋为考察两汉的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析汉代学者文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提供了某些材料.汉赋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柳永的"赋笔为词"与宋初的文学精神

本文在新的层面讨论阐述了柳永词在宋初文学精神的影响下 ,其“赋笔为词”远绍两汉义归雅颂的理性精神 ,并与由汉大赋蜕变而来的宋代文赋呈合流之势 ,从而揭示了柳永“赋笔为词”在词中“宋调”形成的过程中对后世开山意义之一端。     

明清之际《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受实用学术思潮的影响,明清之际兴起一种文学诠释《诗经》社会功能的现象。诠释者褒扬《诗经》“直道而行”的“美”、“刺”精神,阐述“变风”、“变雅”以情感人的教化方式,肯定《诗经》绞迫直露的审美风格,探寻《诗》“可以观”的原因,并指出《诗经》与应用文发挥社会作用时有“虚用”与“实用”之别。诠释者诠释《诗经》的社会功能时,注意了“《诗》之为诗”的文学属性,是对《诗经》社会功能的文学诠释。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淮南子》融合老庄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老庄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在先秦时老庄各有侧重并非一家,汉初盛极一时的"黄老"也是以老子思想为主而较少有庄子的痕迹,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的思想祈向使得老子的显赫与庄子的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把老庄同时当作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还将两者相联并称,老庄互阐,其融合老、庄的思路为两者合而成为率真自然的思想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开启老庄思想在汉代的融合趋势。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