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探索

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产生和发展较晚且又较不完善的学科,只有不断地研究新形势、发现新问题、建构更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以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去科学地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更是如此.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水平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需要不断地探索人口经济学这一理论体系,深入探讨人口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建立完善的人口经济运动系统,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稳定、高速发展,不断地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是由当代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探讨经济条件的变动对人口演变的影响。早在3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W·B·雷德韦就正式提出了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如他在1939年发表了《人口缩减经济学》一书,后又为1951年出版的《张伯伦百科全书》撰写了“人口经济学”词条。1944年美国《南方经济学》杂志第14期发表的美国人口经济学家J·J·斯彭格勒的《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也正式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个学科命题。从此往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开始使用这一学科命题。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析视角探析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自出现以来,发展非常迅速。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在本学科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都没有形成共识,尤其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支,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缺乏经济学的范式,也未能得到主流经济学学界的重视和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该学科的顺利发展。在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本学科研究对象进行定义,探讨如何将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经济人、效用人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     

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有它自己所特有的研究领域。它不同于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以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为任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同于以社会主义阶段的人口过程为研究对象,以阐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为任务的社会主义人口学。社会主义人口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人口的相互关系,即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过程和人口运动过程的内在联系作为研究对象,以阐明社会主义人口经济规律为任务。众所周知,在经济和人口的相互关系中,经济过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过程是人口过程的基础,人口的发展反映着经济的发展,受支配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考

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 ,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为综合解决这些问题 ,创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不仅显得十分必要 ,而且也非常紧迫。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主要体现为综合性和应用性。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应当包括导言 ,经济过程中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人口、资源、环境对策的应用研究     

汉城城市发展的人口轨迹及对上海的启示

上海核心城区人口密度是世界第一位,由此带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阻碍上海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汉城与上海同是亚洲城市,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历程和产业结构方面都非常相似。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汉城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人口也随之迅猛上升,上海面临的经济瓶颈也正是汉城曾经或者现在正面临的问题。本文深入研究了汉城政府在面临相似经济增长瓶颈时,为抑制人口增长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包括迁都、限制中心地区工业发展、建造新城等,对其政策动机和效果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价,并比较分析了汉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借鉴其经验教训来解决上海中心城区拥挤问题,认为适当减少上海中心城区人口会有利于上海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策略,以实现上海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墨西哥过度人口城市化与人口分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墨西哥许多研究证明工业化的空间发展与人口聚集有密切关系,然而与人口分散之间的关系却少有研究。墨西哥大城市出现的人口聚集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打破,人口分散出现端倪。就此现象,墨西哥学者持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迁移模式的改变源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福特主义工业化模式到弹性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在新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另一种城市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是城市体系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墨西哥50年代起人口聚集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此过程中墨西哥的城市化已经进入集中分散时期,到达级差城市化的阶段。因此,大城市的人口出现分散,逐步迁移到中小城市,是级差城市化中的第三阶段。本文以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为例,通过分析"人口分散化"政策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实施过程、效果及影响,得出结论是墨西哥城的分散化发展模式,通过行政资源、产业和服务的均衡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的地域性变化,削弱了主要大城市的"资源中心"地位。国家对于中小城市在食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投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等值化分布,缓解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通过研究疏散化战略及其发展理念对墨西哥近几十年来城市政策的影响,以期对北京"疏解非首都"城市发展战略及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人口生育行为的理论追溯及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

人口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追溯人口问题的理论渊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运用现代家庭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理论,对人口生育行为进行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用的分析,为解决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部有创见的《人口社会学》

胡伟略先生近著《人口社会学》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学术专著之一 ,已经与读者见面。在社会学的旗帜下 ,人口社会学是新兴的重要分支学科 ,它与社会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人口学深化的结果。人口社会学通过对人口行为的社会分析 ,探究人口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社会分析要比社会学分析广泛 ,可以而且应当包括经济分析。人口社会行为多种多样 ,但为了生存和满足的经济行为总是基本的 ,离开经济分析的社会学或人口社会学都有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胡伟略先生专门从事人口经济学研究多年 ,深谙人口和经济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 ,…     

对成本—效用理论的评介和思考

<正> 一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是在西方人口学和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既然称它为新兴科学,就说明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还是比较短的。但对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则可以追溯到较早的年代。如有的学者认为最早进行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是意大利的乔万尼·保太罗(1544—1617年)。但第一次进行全     

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生产的社会最优化

西方人口经济学，尤其是以贝克尔（Garys·becker）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已经从微观角度，广泛地研究了家庭、人口问题，取得了丰富成果。本文试图以其生育理论为基础，从宏观角度分析家庭生育和社会福利关系，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来论述：政府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无论在计划经济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中，都是社会福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实现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一、人口生产的家庭最优决策人口经济学的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生育的决策权在于家庭（尤其是妇女），家庭能根据其家庭资源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以理性计量做出符合…     

谈谈人口经济理论

本文拟就人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和内容以及建立人口经济理论这门学科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谈些浅见。 (一)什么是人口经济和人口经济理论 人口现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随着人口增长,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在深入研究经济时常常感到不能回避人口的影响;同样我们在研究人口时也总离不开经济在里面起的决定作用。因此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成为人口学和经济学都必须十分注意研究的内容。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

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人口学和经济学都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二次大战前,人们主要考虑的是人口总量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人口结构特别是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二战以后,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步意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比人口总数的变动更能影响经济的发展。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结构特点及变动趋势分析——以北京为例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宏观人口统计数据和2004~2013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以北京为例,对比分析了本地人口、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结构特点和发展变化趋势。相对于本地人口,迁移人口普遍具有中心城区户籍以及较高的教育文化程度和职业序列层级,流动人口的结构相对复杂,但在婚配过程中出现明显分化。"两地婚姻"在形成稳定的北京新移民群体的同时,也蕴含着规模可观的潜在随迁人口,这对总体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产生若干问题和矛盾,相关部门应做好政策应对,促进大城市人口多元化进程的良性发展。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佳作——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分支学科,诞生至今不过8年的光景.它是1998年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立的二级学科.经过几年的发展,该学科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出版了相关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理论经济学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尚处在孕育形成的阶段,其理论体系还需要不断地完善.     

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

<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腾飞,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已趋于稳定,其人口数量的自然增减变化就主要取决于生育率。由于生育决策最终是在家庭内部做出的,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热衷于有关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的分析研究,他们以家庭为考察对象,争相探讨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促成了具有“新家庭经济学”之称的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产生。作为一派学科体系,与宏观人口经济学相比较,当代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在对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决策方面确实做了较为深透的分析研究,其中不乏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如加里·S·贝克尔(Cary S.Becker)的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最早出现     

我国人口产业结构问题研究

人口产业结构是指按产业部门划分的在业人口所形成的比例关系,如人口的一、二、三次产业结构,各次产业内部的结构等。人口产业结构主要由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决定,但它又对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有反作用。研究人口产业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合理配置劳动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与世界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相对比,对我国近期的人口产业结构作一分析。     

1912-1931年东北地区移民的影响与启示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规模较大的人口流动,清末以来的农民流向东北即“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对东北地区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大规模移民在民国时期达到了高潮,本文以1912-1931年东北地区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历史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大量的史料考证还原东北地区农民流动的概况。通过分析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人口结构、地域分布、职业分布等人口特征描绘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移民的总体状况。同时,利用历史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分析东北地区人口迁移的深层次原因,从土地价格、交通条件、就业机会、收入差距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人口迁徙的原因,民国时期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人口迁徙。东北地区农民流动对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农业、经济、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得到了有效缓解,直接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种植结构的变化,为东北地区成为我国著名的“大粮仓”奠定了基础,同时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东北地区人口迁徙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