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比较

近代中国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这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现代新儒家力图在文化上解决中国民族的危机。唐君毅和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集中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通过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进而摸索中国文化的合理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分析唐君毅和牟宗三的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较,探讨他们如何摸索中国文化的现实出路。     

唐君毅、牟宗三、钱穆对朱熹仁学的不同诠释

与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研究不同,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较为重视朱熹仁学。他们围绕着朱熹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以及朱熹仁学与二程、杨时、谢良佐仁学之间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观点。尤其是,他们对于朱熹仁学的研究,与对朱熹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朱熹仁学当作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丰富了朱熹哲学的内涵,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论现代新儒家对《乐记》的美学诠释——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

<乐记>是中国儒家美学最早的理论文献之一,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牟宗三认为,它是一种完美的宇宙论.唐君毅认为,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一种陶养性情的礼乐之道.徐复观则认为,它代表了儒家兼具美善的礼乐之教.三位学者不同思路的诠释对现当代儒家美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因为其揭示出了<乐记>作为儒家美学生命原点的两个根本内涵:礼乐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的现实世界之伦理价值的体现;礼乐是情感、心灵、精神的安顿之地.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论牟宗三的中西比较历史观

牟宗三的中西比较历史观,源起于他的观念决定历史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通过中西比较历史观,牟宗三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与西方在观念形态、文化形态和历史精神方面的差异,揭明了由于源始观念指导实践所决定的历史发展方向、动力、规律和目的的不同,提出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展现了会通中西历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中国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理由、根据和道路。     

荀子、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之比较

本文以现代法治的视角,对荀子、亚氏二者法律思想的时代背景、人性论基础、价值基础、治国方略与手段、方法论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着重分析荀子法律思想导致不了“法治”的理论根源。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牟宗三历史哲学基本理念探析

牟宗三在借鉴中西传统历史哲学,尤其是王船山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以精神实体来探讨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主要致思理路。并由此发现中国历史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的表现,西方历史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中没有产生科学、民主和宗教的根本原因。中西历史的未来在于中国"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融合。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从其方法论意义上来讲不容忽视。     

重建传统的智者牟宗三

牟宗三严格区分了政道与治道 ,自从’家天下”成为事实之后 ,治道就显得特别重要。只要“民主政治成立 ,使政权与治权离” ,儒家的德化治道便能“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但原儒“内圣外王”的境界太高 ,“尊尊亲亲”与“天下为公”也显然相互抵悟 ;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 ,骨子里行的仍是法治 ,因此 ,“新外王”的核心应是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比较儒、释、道 ,认为只有儒教才表达了最高的善真正的圆善     

牟宗三的文学思考及其学术价值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客观地审视牟宗三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所撰写的文学论文,回顾当时的争鸣场景,就会发现其自觉的文学理论建构意识.牟宗三说文阐艺,衡情度理,表现出一种思超越而厌拘泥之精神特质.在某种程度上,牟宗三的文论话语体现了现代学人对文学的洞见.     

牟宗三对康德审美判断力合目的性原则之衡定与超越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由知识论的进路论证了审美判断力的先天原则是合目的性原则,并以此来弥合自然与自由两界的巨大鸿沟。但牟宗三判定康德这种知识论进路是无效的:审美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原则不能沟通自然与自由两界,两界也不需要一个第三媒介来沟通。牟宗三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先有一个真善美的分别说,再由此转到真善美的合一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善美的真正沟通,从而在整体上消解并超越康德。     

唐君毅、牟宗三的道德伦理观

现代新儒家是二十世纪以来坚持儒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他们不仅从感情上认同传统儒学,而且对它经过了深入的思考,在理性上对儒学进行了批判的审查,重新确认了儒学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西学,使儒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困难及其出路

牟宗三借助康德道德自律理论研究儒学 ,大大提高了儒学研究的理论层面 ,但这种做法在情感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并因此而成为牟宗三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长年争论不休。本文认为 ,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之所以遇到困难 ,与其坚持西方哲学感性、理性两分方法 ,从而未能将康德在儒家心性之学中准确定位有关。只有打破这种两分方法 ,运用儒家欲性、智性、仁性的三分方法 ,区分智性道德自律和仁性道德自律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道德自律学说在情感问题上遇到的困难。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试论牟宗三对康德自由意志的改造

会通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是牟宗三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此会通过程中,牟宗三把康德哲学的某些概念做了相应的改造。其中,对“自由意志”的改造至关重要。牟宗三通过对人拥有智的直觉的肯定使“自由意志”成为可知,通过对性、情、心的提升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能动性改造,又借助有限心向无限心的跳跃完成了对“自由意志”的超越性改造。使先验道德能够得以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康德将道德法则孤悬的缺憾,但同时也冲淡了蕴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无限张力。     

论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之要义

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理学诸家划分为三个系别,而这个划分的标准主要就是本体是否为即存有即活动,这一点可以说是牟宗三撬动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大厦的一个支点,而对这个支点的论述就笔者所知还很有限。牟宗三认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心学都重视体验本体未发的表面相似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大关键就是因为一般体验未发没有点出未发也是活动的;这种本体层面的活动,与程朱所论的心气之心根据天理而发的经验层面的活动有本质的差异。因此,即存有即活动比起传统的体用论来更能揭示理学诸派别内部的实质特性。按照牟氏之理论,只要我们能在某个时刻真正除去私心成见,本心的活动就即刻拨云见日地呈现出来。所以,不只是只有顿悟了本心才呈现出来。牟宗三这种渐悟与顿悟的区分与禅宗慧能与神秀对本体的领悟很相似,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他们在有关本体问题上争论的启发而提出了三系说。     

孟荀三年之丧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以三年之丧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孟子和荀子对于此一问题之不同论述。阐明虽然他们表面上共同肯定三年之丧,但背后却存在巨大差异：在孟子,三年之丧之根据在于人之“中心”,而其实行的意义乃是做一个仁人,进而实现所谓“仁政”;在荀子,三年之丧却是圣人创制的行为规范,其固然有人内在的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却更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其保证,而其实行意义在于规范人在丧服领域之行为,从而维护人“群居”的和谐有序。     

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