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表征、动因与消解

随着中国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为海上大国,两国不仅海洋互动频繁,而且海洋权力和利益也同步延展,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逐渐由内陆边疆不断向海洋延伸。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背景下海洋权力不对称、威胁认知偏差、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外部行为体介入是中印出现海洋安全困境的动因所在。中印在海上竞争加剧、敌意螺旋上升,严重影响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设中印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有效"良方"。     

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

新兴国家崛起正在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权力结构,给国际政治带来了经典的结构性张力。但是,新兴国家崛起又具有三个全新的结构性特征,包括国际体系的扩展、新国际安全关系和"区域极化"等。这些特征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激烈的大国冲突甚至霸权战争,另一方面又为新地区国际秩序的出现注入积极因素。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亚太三元结构下日本的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

现阶段,日本置身于亚太地区权力、利益和观念的三元结构框架下,并陷入"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依赖困境"中,如何将三者进行有机连接,制定符合本国角色定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是其外交的核心议题。从权力维度看,日本扮演着美国的"辅成者"角色;从利益维度看,日本承担着维系自由贸易秩序的"引领者"角色;从观念维度看,日本演绎着所谓"普遍价值"体系的"稳定者"角色。这三者在外交实践中体现为日本依托制度制衡,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具体到对华政策领域,一方面,日本以强化在经贸领域的中日合作,作为因应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B计划";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希冀借助制度制衡,在对华合作中既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在制度规则上对华形成优势。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知,同时审时度势、多管齐下,积极扩大两国协调的战略空间。     

美国“印太战略”下美韩海洋安全合作研究

海洋安全不仅是美韩两国合作的重要层面,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领域,影响美国地区战略的实施前景。随着中美之间发生权力变迁以及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一方面,美韩深化了双边海洋安全合作,同时,韩国加强了地区多边海洋安全合作,并积极配合美国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但另一方面,两国也存在分歧,韩国并不愿意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竞争。通过对比两国海洋战略,可得知,虽然两国的海洋战略目的存在一定分歧,但战略手段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有能力实现韩国的战略目的,也能帮助韩国增强其海洋力量;韩国则能为美国提供前沿基地、一定程度的地区海洋力量,以及机动作战的支援,这奠定了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因此,未来中美权力变迁期间,美韩同盟关系很可能持续呈现“相互支持”的态势。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第四届“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举行

正9月27日,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共同主办,中国太平洋学会协办的第四届"中美经济、政治与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发展与国家安全",突出了当前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的     

联盟战略有效吗?——权力转移、联盟战略与主导地位

在无政府状态下,联盟是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对于联盟的关注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处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主导国,总是试图维持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联盟是其可能采取的战略之一。然而,在权力转移进程中,衰落的主导国面临的结构压力不断增大,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越来越深,对于盟友行动自主性日益缺乏约束力。同时,主导国的联盟战略加速了国际社会既有联盟网络的复杂化,极大提升了主导国卷入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处于衰落中的主导国,在大战中无论胜负,都要付出巨大代价,从而加速衰落进程。二十世纪初,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转向联盟战略。七月危机是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地区冲突。但是,英国的联盟战略既无法制约盟友,也不能威慑对手。在俄国、法国、德国先后卷入冲突的情况下,原本并不关注七月危机的英国也被迫卷入冲突,并在战争中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在战后重建中,英国不得不接受与法国、美国共享主导地位的现实。因此,英国以联盟维持主导地位的战略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认为国际体系是由不同的独立国家组成,主权是物质先验存在的,即没有一个像国内的那样存在中央权威机构(利维坦)凌驾于国家之上来领导国际社会。因此,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国际社会就是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1]。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它大国是潜在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各自的预防又为其它大国误解为是增加军事力量谋求更多权力,这样的相互猜疑与误解循环往复造成国家永远走不出"安全困境"。在新现实主义的眼里,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国际体系是不是像新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样,我们将通过结构、单元、单元之间的互动和权力竞争的分析思路论证"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提升软权力对实现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作用

软权力理论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发展。与强调经济、军事等有形力量 的硬权力不同,软权力主要强调文化、政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主导国际制度与 议题、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等等。提升软权力,有利于为我国创造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有 利于促进我国的全面发展,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成为我国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的关 键。     

推动全球权力均衡:地缘经济时代中的欧洲经济战略

我们处于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划时代变革之初.汉堡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学术主管埃卡德.伯尔辛格博士认为,亚洲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再次强大将导致西方国家的作用相对减弱.然而欧洲并没有致力于推进国际权力平衡,而是过多地关注于其内部问题.     

权力转移、相对收益与中日合作困境——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为例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普遍存在,同时一国拒绝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国际合作困境也比比皆是。依据合作方政策协调程度差异,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四种类型,每种类型的国际合作实现的条件有所不同。在协调型双边合作中,两个关键因素影响合作方的意愿:一是两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二是对于合作领域的认知。2013年秋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日本并未做出积极回应,是因为日本认为该倡议是战略性的,担忧与中国合作将使中国获得更大收益,加速不利于日本的权力转移进程。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有别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型现实主义萌芽于1945—1960年的外交论争中,当时日本国内的"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担忧苏联威胁、反感舆论界的不良氛围,采取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等做法,促成了"现实主义"的诞生。进入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等学者提出了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的"现实主义",从而引领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新的"现实主义"承认权力的多样性,提倡渐进的和平路线,建议日本走"海洋国家"道路、宣布无核化、尽早恢复日中邦交。日本型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问题意识,给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筑带来了丰富的启示。     

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评析

日本首相野田访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谈,并发表了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共同声明。声明将日美同盟定位为"确保亚太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基石"。双方表示"将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履行责任,维护亚洲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繁荣、安定"。声明不仅强调了"通过东亚首脑会议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确立国际性准则"的重要性,也表达了日美同盟主导亚太"地域联盟"的战略意向。它虽然没有明确谈及中国,但暗示中国在军事、经济两方面崛起是安全不确定性因素。     

结盟对国家崛起、发展的影响--以日本为例的历史分析

结盟与国家崛起之间存在着联系。它对塑造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有一定作用,但也可能给参与国带来危险,它可能为崛起国家所用,也可能为防范其崛起的国家所用。因此,崛起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同盟前要慎重衡量其目的及利弊得失。结盟对日本国家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也对其崛起、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结盟对于日本的崛起以及崛起的东亚存在挑战。     

略论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

"权力"是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不同,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不是建立在无政府状态的"均势"基础上,而是以相互依赖为分析框架,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既包括了"硬权力",也包括了"软权力";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揭示了"权力"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思想是对现实主义"权力"理论的重要补充。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于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其主要目标是(1)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安定,即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使日本20年后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2)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3)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略论中印两国同时崛起的地区影响和国际意义

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和印度快速发展,并在同时崛起的进程中显示出与近代以来其他主要大国崛起所不同的特点。中印两国同时崛起,不仅对亚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格局变化、区域合作进展以及战略地位提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和文明复兴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印日安全关系分析:均势安全论与共同体安全论

本文探析后冷战时期印日安全关系及其演变动力,认同现实主义均势安全论对印日安全变迁的解读,即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是近年来印日安全关系调整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用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安全理论解读印日安全关系,以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均势安全论的不足。近年来印日双方安全互动明显增强,在互动过程中彼此将对方构建成"友好战略伙伴"身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共有观念,并在共有观念的影响下逐步构建一种安全合作的习惯与文化。未来,印日安全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空间,但印日安全同盟很难形成。无论印日进行何种安全互动都会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区域安全和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