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     

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的特性——质疑“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

对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广泛把它界定为"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这是不确切的。这一提法没有区分"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两个经典贸易理论中的不同逻辑与概念,仅仅从贸易理论出发不能正确说明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整体性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通过引进外资实现高级稀缺要素流入,使国内低级充裕要素得到使用,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口和实现增长是中国开放型发展战略的特征。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要素集聚"能力,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制度优势。要素性质差异决定了中国在这种开放模式下收益较低,因此开放战略升级的核心是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出口导向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都基于本国生产要素,不包括要素流入。中国通过要素流入实现了出口与经济增长,并积累了资金外汇,形成了要素培育能力和实现结构升级的条件。中国的实践创新了发展经济学原理。     

货币供给水平与中国近代经济周期的契合和背离——货币数量论的解释

近年来,随着若干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学术成果的问世,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论得到了确立。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与近代经济全球化对拉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现代化相匹配。根据所运用理论的不同,对经济史的解释可以有多种方法和手段,可以建立多种解释体系。根据这个宗旨,结合已有的近代中国周期性波动的研究成果,运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其进行尝试性解释。在方法论上,研究并不满足于宏观统计分析,而是采用历史学史实分析和经济学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范式。     

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100个主要城市2003年的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城市产出增长的79.8%,是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产权和司法制度是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对城市全要素生产力也有显著影响,制度和技术进步可以解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近70%,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揭示,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城市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上,而良好的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本文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表明,要实现我国城市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作为有效制度的供给者的城市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自身的职能。     

对中国经济增长中制度机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数据研究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制度水平与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紧密相关,并发现制度因素能够解释经济产出绝对水平的差异,但不能解释经济产出的增长率的差异。基于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两个假说,一是制度改良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二是一次性提高制度水平具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     

演化增长理论:基于技术、制度与偏好的共同演化

本文尝试进一步探讨演化增长理论的一般分析框架。通过分析演化增长的特征,本文指出,由于演化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的结构性变化,增长理论不能将解释的重点放在要素累积上,而必须转向对影响要素累积的深层次原因与机制的研究。技术、制度和偏好是决定要素累积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构成了演化增长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而三者的共同演化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中伴随着知识增长和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机制。在共同演化的视角下,本文较为深入揭示技术、制度和偏好在演化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尝试建立三者的共同演化机制,并在此视角下描述演化增长过程。     

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特征、要素及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但也带来了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要在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上较以往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发展。如果将可计入生产成本的传统要素定义为狭义生产要素,将影响狭义生产要素作用发挥的外部条件定义为广义生产要素的话,从要素质量匹配性基本原理出发,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意味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依托的狭义优势要素要从以往诸如"人口"等初级要素向诸如"人才"等创新型高级要素转型,而且保障狭义优势要素作用发挥的广义生产要素也要从以往的优惠政策向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在以市场化取向改革为主线,每个阶段各有侧重的改革引领之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总结中国40年改革开放驱动的经济奇迹,呈现以下特征性事实:中国经济奇迹是在极低起点和极大人口基数上开始的,同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驱动因素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经济增长伴生着较大的空间和群体差异。现有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主流理论虽有重大启示,但不能完全刻画改革开放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这一逻辑至少应包括以下关键方面: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特质也契合了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释读误区

分配问题具有极其鲜明的实践性 ,现有理论未能对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作出科学地解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按劳分配得以实现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实践基础。市场机制对于两种分配方式的实现及其结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市场机制是实现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效制度 ,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其局限性 ,首先就表现在知识要素上。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演化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发现,改革开放40余年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绩效观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在此基础上反驳了"有意的制度模糊"论,并指出渐进式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制度内生演化规律使然。渐进式制度变迁使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极富弹性,制度弹性又为制度实践过程中的渐进调整和后续改革预留了充足的空间,也大幅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从复杂适应系统的视角来看,工业化、城市化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在不断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协同演化机制,这种系统耦合和正反馈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     

要素集聚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要素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中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通过实现世界资本、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要素集聚”是世界经济继中心外围结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阶段后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的要素集聚机制创造了世界各类生产要素使用和增值的共同机遇,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的特殊方式。要素集聚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出口能力向中国的集中,这种意义上的所谓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当代世界经济条件下,要素集聚能力、购买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三种类型的国家核心能力。总体上讲中国拥有前面的一个半。因此,中国需要扩大需求以增强进口能力;推进改革以形成体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还要培育自身的高级要素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要素集聚。     

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发展理性回归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奇迹般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以后,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生历史性转折,后奇迹经济时代来临,经济发展需理性回归。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和谐持续发展需要回归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发展——在现有的中国经济约束条件下发展。因此,从四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完善收入分配和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直处于持续上升态势,但不同区域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存在由于影响要素繁多而难以从一种视角予以解释。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着眼于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不断增多;但单纯以人力资本数量指标难以有效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问题,有必要将人力资本承载个体与其行为模式相结合进行研究,从而体现企业家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浙江持续经济竞争力研究

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仅有资本、劳动、技术、知识积累、创新,还包括制度结构的安排和制度变迁等因素,正是浙江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与配置能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济转型期,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基础这两个要素中,市场化进程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结论对于工业基础相对雄厚而市场化进程缓慢的老工业城市的经济增长,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唯有在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同时,关注工业化基础的建设,尽快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区域经济才可能继续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     

从总供需的角度论“中国奇迹”的原因及其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奇迹)是总供给和总需求扩张的共同结果。现阶段由于总供需的内在变动导致总供需的扩张受限,中国的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因此中国奇迹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需要对总供需的内在结构进行改善,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是中国现阶段重大国家政策"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的理论基础。     

收入分配:一个从生产要素层面的分析框架

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当今社会备受关注的问题。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经济主体拥有生产要素资源的数量以及要素的报酬率。显然,要寻找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首先必须从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以及要素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一源头上进行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其微观动因、内在的分配过程以及特殊的分配方式;而研究要素分配问题,关注的是生产要素在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分布情况、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以及这种分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素层面的分析,不仅能阐明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问题,更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运行中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制度变迁、有效需求、环境保护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为了满足一定增量需求而利用资源创造供给的过程.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主要注重于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的运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结构比例关系的匹配,舍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如制度变量、需求变量、环境变量等.在分析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基础上,引入制度、需求、环境等变量,构建新型生产函数,可为解释转轨期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基础制度变迁重合的经济效应

制度是当今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政府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 ,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成贸易自由化 ,在短短时间内解决了制约经济增长的基础制度供给的稀缺性问题。经济体制转型期与入世过渡期在中国经济增长起飞阶段的特殊重合 ,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知识经济学视野里的价值转化工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传统经济学在解释知识价值社会（屋太一，1985）的增长与发展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增长并不能完全的说明残差的来由（E.VDomer，1961），只是这一生产要素愈来愈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朱国宏、李志青，1998）。与此同时，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独特性又迫切的需要经济学在已有基础上重构、创新。为了顺应这一要求，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起点的知识经济学逐渐取得一定的发展，尽管如世界经济合作组所指出的“将知识融入标准生产函数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要素向某些缺乏知…     

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研究——以温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GDP因其年均20%左右的高速增长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当前,关于温州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很多,但从制度属性全面系统解析温州经济增长的论述并不多见。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温州经济并不具备经济增长模型所需条件,然而,温州经济却获得了奇迹般增长。究其原因,无疑是制度安排在温州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内在推动作用。研究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可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