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四次飞跃

论藏族社会发展史上的四次飞跃杨士宏中华大地九州方圆。华夏四夷南蛮、西羌、东夷、北狄，民族多元，形成一体。以夏为轴心向外辐射，以夏为向心力向内凝聚。纵观藏族社会发展的轨迹，也不外乎这一规律。近年来因研读藏史典籍，偶悟得一理，兹以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文献记载...     

单于杂考

单于乃秦汉时匈奴最高酋长之名号,然而魏晋时期,单于名号不仅不独为单于所有,其内涵与外延皆发生变化,并成为十六国政治制度史重要问题之一,亦是十六国核心问题之一。由于文献记载缺漏甚多,不易见其大端,兹就笔者掌握的材料整理如下,恐未能条贯清楚,故云杂考。     

南部县“漱玉岩”摩崖题刻调查与初步研究

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漱玉岩”摩崖题刻现存21幅,总字数达千余字,多为南宋时期所刻。内容主要为当时一些名人的诗文、游记,有丰富的历史、文学、艺术价值。根据题刻内容和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漱玉岩为母丘氏居家和优游之所,而非“三陈”读书岩,部分文献关于漱玉岩在阆中的记载是错误的。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地位、文献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导论

本篇导论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上的历史地位,并以时空大跨度,条分缕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文献记载与研究概况,给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研究以较准确的学术定位。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变迁研究》的出版,也期待着同行学者的批评与认同。     

以《秦汉至隋唐北方民族史》为例谈高校历史教学改革

古代的北方民族史，由于涉及到许多的民族，并且我们所看到的典籍大多是以中原的政权为主题来记述的，少数民族历史记载显得零散而含糊，要把这门课上好，就需要清楚目标，合理设置课程，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     

对我国托忒蒙文文献研究的展望

对托忒蒙文文献的研究,在国外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可是在旧中国,托忒蒙文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从未得到重视,散失了大量的托忒蒙文文献。解放后,情况有了根本变化。最近十多年来,国内一些同志写了不少有关准噶尔史方面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主要是以汉文文献为依据,并着重于历史人物评价,而对准噶尔内部社会制度、部落变迁等根本性问题则基本没有涉及。1964年,苏联著名蒙古史学者兹拉特金写了     

高句丽民族起源问题史料评析——以十二家正史为中心

利用文献解读高句丽民族起源,需要区分两个问题:第一,文献撰写的角度是民族史还是政权史;第二,民族起源与王族来源的不同.基于此,高句丽民族起源的解读应以《三国志·高句丽传》等民族史文献为依据,而《魏书·高句丽传》等政权史文献与高句丽民族起源无关.     

蒙藏文献关于君臣二十五人的记述

本文探讨的是蒙文文献《蒙古源流》和藏文文献《如意宝树史》、《宗教源流史》等所共同记载的一段相同内容的文字。其中 ,被个别蒙文文献提到的那些身怀绝技或特异功能的人物 ,虽然与现实社会的人们有着较大的距离 ,但从藏文文献记载来看 ,他们确有其人 ,而且 ,还是在藏族历史上活跃过的有姓有名的人物。可以推测 ,起初的蒙古人是通过他们的行为 ,对藏传佛教的宁玛派有所了解的。     

柳林镇“铸造遗址”与“青龙铸造业”关系初考

柳林县冶炼铸造业历史悠久,石州青龙铸造史更是闻名于世。但长期以来,关于它的起源、炉冶的具体位置等问题,因史料记载零碎残缺,使其成为历史之谜。为了揭开古代劳动人民的冶炼铸造业之谜,笔者梳理数年间考察资料及文献记载,将这个问题分几方面陈述探讨。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海南原始居民蠡测

通过海南岛考古发掘所揭示的4种文化遗址类别,以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生活资料鉴定和年代划分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和民族学调查,阐述海南原始居民的来源及其经济类型,评析其开发海南的历史功绩。     

东周文献对炎黄以前古史体系的构拟——兼论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的方法和理论

三皇合称始见于《周礼》，但最初三皇只是一种极笼统的总称或泛称，并无具体所指。直到北宋，三皇人物并未统一，统一的三皇古史体系尚未形成。从《左传》、《国语》等更早的东周文献，不难看出，汉人将祝融、共工纳入三皇古史体系，疑窦丛生，破绽百出。东周文献所记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的传说，明显具有人神不分、年代不明确、地点不固定、世系不清晰、史事自相矛盾等突出的特点，不可将其视为实录。然而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则不难发现，东周文献所记三皇传说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远古社会的某些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由于东周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固有的复杂性，依靠田野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试图重建中国上古时期尤其是远古时期的古史体系，迄今还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徐中舒先生开创并积极实践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于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民族学的应用与中国民族地区现代化

当前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挥民族学的应用性 ,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为此 ,民族学研究必须更紧密地与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表现为历史形成的若干特点 ,由此形成中国民族学方法论上的特点和着重点。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与协调问题 ,以及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上述方法论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汉语“江”的词源辨正——与张洪明先生商榷

关于汉语"江"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外来说"与"汉语固有说"两种观点。"外来说"认为"江"源自古越语,"汉语固有说"则坚持"江"为汉语固有词汇,而历史文献、考古、地理、语言学以及民族学等方面材料表明,"江"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来自古越语;汉语中专有名词的"江"大约始于商代,普通名词的"江"则是汉语与古越语进一步接触、融合的结果。     

炎帝神农氏生地揭秘——原始民族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的个案剖析

所谓炎帝神农氏的生地,实际上是指炎帝神农氏的早期生息与劳作之地。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民丧学界歧见丛生。作者以为,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学术界大都未能跳出将炎帝神农氏的生地作单向、静止考莽的误区。为此,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材料的精细分析,分别对炎帝生地、神农生地和炎帝神农舍一后的生地进行多向的、动态的考察。     

述真实历史待后人评说——知青史料搜集整理问题之管见

从1968年到1978年,大约1700万中国城市大中专青年学生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城市,奔向农村,投身于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是未来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关于知青史的研究最紧要的是对有关知青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知青史料的内容应该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档案文献史料;2.文字史料;3.文物史料;4.口述历史资料。     

日常生活: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

日常生活既是认识民族社会的入口,也是民族社会理论产生的本源。以列费伏尔和赫勒为代表的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把日常生活作为现代性的表征来讨论,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研究除了继承西方这一哲学传统之外,在历史、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也有所扩展。相比之下,民族学现有的日常生活研究内容较为庞杂、分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很多有意义的日常生活议题尚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彝族与古濮人关系论析

民族自称是一个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显性特征之一 ,它往往与该民族的源流有一定关系 ,用自称当中的一些特征往往可以廓清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彝族自称中的“濮”、“泼”、“拔”等特征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 (自称 )中的延续 ,“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彝族的源流关系。本文以史籍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 ,参考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来论证彝族与古“濮人”之间的关系     

试论《礼记》正文中的训诂

正文训诂是文献本身所含有的注释形式,在训诂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礼记》中包含丰富的正文训诂资料,本文试从训诂用语、训诂方法入手举例分析《礼记》正文训诂的特点以及对后代训诂学的影响。     

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商业化之争——兼论两者相融合作的必要性

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商业化之争主要表现在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研究目的。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商业化是否能形成相融合作的关系,持否定观点者认为这种相融合作只会破坏民族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学术伦理道德以及各种关系。但笔者赞同一些学者关于两者相融合作的需求会越来越强,是民族学研究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通过论证对否定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进一步对两者相融合作的社会需要和必要性以及深层次意义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