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理学中“仁”的价值意义——吴澄境界论探析

儒家把"仁"看作人生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在元代理学家吴澄那里,仁为本心之全德,具有绝对普遍意义,是儒家最高理想境界.吴澄通过以"觉"释仁,说明仁的境界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处于无限的精神性联系之中.仁是人的心灵的安顿处.     

元代诗论中的性情说

在对宋代文风的整体反思中,元代文人更重视作者情志意趣的抒发,＂性情说＂贯穿了元代的诗论,批评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郝经主张抒发雅正中和之情;刘将孙以禅悟来阐释性情,反对读书穷理;程钜夫主张＂情其情＂,神游体会古人的生活情境与心灵世界;吴澄主张性情的真实自然;杨维桢强调情性之差异,并以任情恣性的诗歌创作冲击理学性情说。从元初的传统儒家诗教到元末张扬个性的铁崖体创作,历史就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元代性情说的演变,预示着中晚明浪漫主义潮流的到来。     

心史纵横自一家——评徐子方《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

《挑战与抉择》是一部系统研究元代文人心态史的专著 ,从作者选择“挑战与抉择”作为书名来看 ,作者借鉴吸收了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文化理论而加以改造 ,并将其作为对元代文人心态史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可以说是运用得当 ,深契元代历史文化的真实。因为随着元蒙帝国在 13世纪的崛起而导致了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遭遇战 ,两种文明的冲突“具体化为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和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汉族儒士之间的冲突。”(见《挑战与抉择》第 14页 ,以下所凡引此书 ,只注页数 )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出在…     

元代宗教剧的典型意象与象征意蕴

象征性是宗教剧的显著特点,也是解读其主旨和蕴涵的关键。在元代宗教剧众多的宗教意象中,"灵山""蓬莱""桃源""仙子"等意象的象征性尤为突出。在表层意义上,它们是宗教理想世界的象征;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们则是文人世俗情怀的寄托。将《黄粱梦》杂剧与同题材的宗教文献对比可以发现,二者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位与神本位的不同。对人神恋爱剧的分析也可以发现,浪漫的仙乡实为文人心中的故乡。从"蓬莱"到"桃源",有着渐近人性的内在关联。元代宗教剧虽然不乏鲜明的宗教色彩,但其最核心的象征意蕴并不是宣扬宗教的解脱,而是表现人间的窘迫和人生的热望。神圣与世俗的掺杂正是元代宗教剧的特征与魅力之所在。     

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

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自然、体与用的关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问题上 ,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 ,主张“性其情” ,反对“情其性” ,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     

元朝用人政策下文人生存状况及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科举也时断时续,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庞大的"在野"文人群体。元代文人为了生存,他们需改变谋生方式,弃儒而习别业:由吏入仕,或从事书塾教授,或从事商业,或为医,或为阴阳术士等等,一部分文人从雅文学群体中分离出去,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俗文学作家群,元代文人对俗文学并不排斥,多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元代都市经济繁荣。娱乐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元代以杂剧和南戏为主的俗文学充分发展繁荣,元代文学丰富多彩并充满活力。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

书院在元代因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书院教学中受到崇拜 ,达到了至尊至贵的地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法定的教材和参考书 ,各书院的讲授内容和研究也就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模式。程端礼在朱氏教学和读书的方法上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出了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江东书院讲义》作为《日程》的附录     

陈诚西使及洪永之际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陈诚西使是 1 5世纪初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但至今仍存在不少隐匿不清的问题。本文根据近年新发现的陈诚自述材料 ,对陈诚西使的次数、时间、活动等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并对所涉洪武、永乐时期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申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     

程朱学脉中朱子的自我身份认同

朱子为二程三传弟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朱子晚年建构道统谱系时以二程＂私淑＂自处。回顾朱子早年求索的历程,可以了解＂私淑＂二字背后所隐藏的深意：朱子最早受学于韦斋和三先生,但他们含混儒释疆域的学风在延平那里被否定,以朱子后来对儒释之辩的敏感,自不能承认由韦斋及三先生可以上通二程之真精神;延平虽严辨儒释之分,但工夫入路偏于...     

陈亮的士人人格心理初探——从其生存方式着眼

陈亮前期是寒门士子,后期则为豪商富贾。这种由士而商、既是儒生又是商贾的生存方式在宋代士人中是少见的,它深刻影响了陈亮的人格构成,使其人格心理既有儒士的本质,又有豪杰的作风、商贾的精神。陈亮独特的义利观、理欲观、政治观,以及其豪杰人格、事功精神等,都有＂商＂的意识的深层渗透和凝聚。     

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

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