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

宋元之际,以吴澄为代表的江西地区的文学批评有特殊的风尚。他们肯定宋诗的新变,反对盲目拟古,主张诗要表现真我。这种主变、主今、主我的见解,对当时笼罩整个诗文批评领域的复古思潮,是有力的针砭和批判。这一理论上新的探讨,对晚明性灵说的兴起自有其先导的作用。     

元代理学中“仁”的价值意义——吴澄境界论探析

儒家把"仁"看作人生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在元代理学家吴澄那里,仁为本心之全德,具有绝对普遍意义,是儒家最高理想境界.吴澄通过以"觉"释仁,说明仁的境界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处于无限的精神性联系之中.仁是人的心灵的安顿处.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

吴澄在思想史上处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中间位置,其“格外之物,致内之知”的格物致知说,貌似阳明而实承晦庵。吴澄鄙薄记诵之学,但并不因此主张摈弃闻见,一意反求诸心。对于格外之物如何能致内之知的问题,吴澄借助于朱熹的理一分殊、天人合一的观念予以疏通。虽然物理与伦理相通,但读书讲学与伦理的关系则更为直接,吴澄由此而强调读书是学者入门工夫。     

选择中的连锁效应：人生重大选择路径的经典扎根研究

人生重大选择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本文运用经典扎根理论,对大一新生、大四毕业生、职场人士这三个处在不同阶段的群体进行访谈,构建其人生重大选择路径模式。研究发现,事件与选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主轴思想会随着事态的改变而变化,以致记忆在过程中被筛选,且最终的记忆会受事件结果的影响。在对面临不同选择状况的人进行比对后〖JP2〗发现,选择境况越好的人反而越容易陷入后悔绝望的怪圈。本研究补充了人生选择的路径依赖性理论以及个体记忆遗忘方式相关文献的不足,对人生重大选择的路径走向以及其中连锁效应的探索有较大意义。     

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

诗人交游考是研究诗人生平与创作的重要方面,不同诗人间的关系往往随着个人的人生选择、道路和地位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探究诗人的交游关系可以为梳理文学史线索、评判诗人的历史地位等提供重要依据.作为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与高适的交游是盛唐诗坛的美谈,更是学术界研讨的热点之一.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多在三人同游的时间、地点及交游过程中三人的感情深厚与否等方面,其中李白与高适的交往更因二人在永王之乱中人生选择的不同所导致的身份对立以及相关诗作的缺失而备受争议.学术界多认为,高适在永王之乱后没有对李白伸出援手是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然而,考查二人的交往过程以及永王之乱后李白的实际处境,可以看出,高适的处理方式是建立在对时势的准确评估之上的,乃是“不救之救”;相关诗作的缺失,亦不能排除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可能性,二人的关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儒佛道与士大夫人生选择的揉合

儒学提倡经世 ,鼓励士人积极参与社会 ,投身王道政治。道教则提倡出世 ,成为失意士大夫规避现实的精神慰藉。佛教传入后 ,儒佛和佛道之间相继找到了共同点 ,逐渐融合 ,而且始终体现着同士大夫人生选择相揉合的过程。士大夫首先表现为儒学和大乘佛教的经世 ,“学而优则仕” ,表现出救民于苦难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但严酷的现实无情嘲弄了他们色彩斑斓的救世之梦 ,道教和小乘佛教便如久旱之甘霖 ,滋润了他们悲伤的心灵 ,于是他们寄身山林 ,逍遥自适。当然 ,潇洒不凡的外表难以掩饰其内心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关于人生的若干辩证思考

在当代,每个人在拥有高质量的人生时,都应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正确对待人生中的受动与主动、痛苦与幸福、机遇与条件、理想与现实、价值与评价等辩证关系。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重回在场——兼论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20世纪的哲学体现了典型的逃离在场的特征,分析哲学以过去掩盖现在,实用主义以未来掩盖现在,结构主义以那里掩盖这里,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是逃离在场的集大成者。逃离在场使现代专业哲学陷入狭隘的学院主义的困境而失去了自身的活力。要重新恢复哲学的活力,需要倡导重回在场,进而倡导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     

论学会思考和学会做人统一原则——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基本原则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所进行的讲求方法的活动。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目的和现实世界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提出和论证了“学会思考和学会做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论原则,以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只学到知识、不能学会思考和做人的失误     

《创业史》:细节中的逻辑与常识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流变的历史上,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无法回避的作品。从宏观上看,小说围绕着两条路线之间的较量,情节的展开合乎逻辑,且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但文本细节却存在某些有违逻辑和常识之处。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作者并非肆意蔑视逻辑与常识,而是设法使某些不合逻辑、有违常识的东西变得合乎逻辑、合乎常识,但这种人为的情节构建终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纰漏。     

《诗人主客图》“瑰奇美丽主”武元衡考略

武元衡在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被列为“瑰奇美丽主”,关于他的家世情况和著述史料多有记载,然不系统亦不全面.文章就武元衡的里籍、生卒年、父母、妻子、兄弟、子女、诗文集等进行详细考证.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挤压与突围:城市文学的困境与转机——兼及文学批评的社会科学转向

本文首先分析总结了当代城市文学面临的一些挑战,譬如科层化城市生活、社会科学、网络传媒等因素对文学的挤压。其次,在对城市文学史学术脉络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城市文学的缺失及其可能发展路向提出了若干见解:科层化城市生活状态下文学的认识功能、文学世界的田野化、文学批评的社会科学转向等。     

Life event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reexam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Longitudinal data, taken from the Michigan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pecific life events on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paper deals with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s raised against past research on life events and addresses several theoretic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types of events that are most stressfu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wide variety of events, including employment related events, residential moves, and household composition changes, are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hat the context in which events occur is a major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ir effect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都是强调整合社会秩序的理性主义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