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法律及执法情况述略

据史载,楚国是有过法典的。《战国策·楚一》载:吴与楚战,吴人三战入郢,蒙谷“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中言及的“鸡次之典”,即楚国的法典,有它,“百姓大治”;若无它,则“五官失法,百姓昏乱”。它在楚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秦楚上争,以楚败秦胜而结局,楚国之典被秦立统治者所排斥,故使楚国的法典及诸多法令亡失殆尽,致后世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矣！正由于此种原因,对楚国的法律作一番钩沈的工作,也就有必要,并且于楚史的研究定然有所裨益。本文在论述楚国法律及其执行方面,侧重于春秋时期的情况,关于吴起变法等情况因史学界论著颇多,不拟于此赘述。     

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     

用于疑问句句尾的语气词“也”

虚词“也”在古代汉语中有两种基本用法;一是用在句中表示顿宕的语气,二是用在句尾表示论断的语气。如《论语·子罕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战?不多也。”前一个“也”字用在句中,顿宕一下语气以引出谓语;后一个“也”字用在句尾,表示说话人对所陈述事情的肯定语气。     

说“贤”与“您”

在汉语词义研究中,词义演变的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编纂一部历史性的《汉语大词典》,这部词典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诃义的历史研究上。在词典中,词义的历史发展应该是分别研究的,又应该是互相联系的。”词义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汉语词中,单音节词,即一个个方块汉字,其字义都有一个特定的变化发展过程。每一个字从它的本义出发,产生转义,即产生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它的演变历史,一方面受着社会环境和历史变革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例如“贤”,《说文解字·贝部》:“贤,多财也,从贝,臤声。”“贝”古代作为通货使用,为义旁,故“贤”的本义应与“财”有关。杨树达先生在《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贤》一文中也说:“加臤以贝,则以财为义矣。盖治化     

云中君辞解——楚辞九歌系解

云中君,云神。王逸云:“云中,云神所居也。”“君,谓云神也。”他认为云神是丰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云神——云中君从天上以彩云奉东皇太一车驾降临楚国寿宫。楚国寿宫堂上,巫祝暨场上众灵迎神。东皇太一之神就位。东皇太一是以“灵保”的形式出现的。歌舞此章歌辞者,女巫三人。其中:巫祝一人,接前章在场     

汉字诠释(二)

以 yǐ一、用。以,篆文作(?),从甲骨文(?)金文(?)变来。《说文》:“(?),用也。从反已(?)。”王筠说:“已,已也。已,止也。用则不止也。字义与已反,故字形亦与已反。”(见《说文句读》卷二十八)《小屯甲编三五四》:“以众,王弗悔。”(“众”指奴隶,“以众”,用奴隶作祭品。)《经法·道原》:“(道)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楚辞·九章·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论衡·程材》:“洗洿(污)泥者以水,燔(烧)腥生者用火。”     

周代“尚贤”学说的系统阐释

君主必须通过百官群臣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任官必选贤，“尚贤”因而成为周代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贤”指才德杰出之士。依据其杰出程度高下，分“英”“俊”“杰”“豪”。周人从选吏任官治国安邦，兼并诸侯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反复强调过“尚贤”的重要性，告诫君主“求贤”必须虚心，切忌自大。与君主“求贤”相应，民间自然流行“举贤”与“让贤”的佳话。君主求贤，必先知贤。如何知贤？要具备正确辨别忠逆的判断力，要兼顾民众的评价和意见，要结合各种环境对人才的表现作动态考察。知贤、求贤后，“用贤”很重要。“用贤”的基本原则，是德能配位，取其所长，去除亲疏。“任贤”“尽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即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功能。     

楚国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楚国的历史演进轨迹,是一个需要从多种角度、剖面和层次加以探索和认识的问题。由于在私有制时代,赋税制度是体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对楚国赋税制度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以及每一阶段的具体内容进行一番考察,也就应该是解决上述课题的一种必要的尝试了。本文认为:与楚国八百年历史中先后存在过的部族公有制、宗族公有制(包括宗、室两级占有制)和家庭私有制等占有形式相对应的赋税形态,分别为赋税制、贡赋制、以田为赋制;公元前五四八年楚国所进行的“量入修赋”这一重大赋税改革,则是楚国由宗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鲜明界碑。     

试论唐代“贞观之治”(下)

四、用贤纳谏孟子曾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这是统治阶级的经验总结。唐太宗也深知这方面的道理,故对“用贤纳谏”特别重视。他反对隋文帝不信任臣下,自己“劳神苦形”,决定大小事务的作法,为此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理矣。”(《旧唐书·太宗纪》)这就指出了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要诀。因为一个人的精力与智慧有限,天下的事务无穷。贵在选贤与能,各有专责;不贵在殚精毕虑,亲理一切。唐太宗更加反对隋炀帝“刚愎猜忌,予智目雄”的作法,结果造成“国亡身弑”的可悲结局。(同上)唐太宗由于“惟见之深,故惧之切”,“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事违则志锐,情迫则思深。”(赵翼《二十二史剳记》卷19)所以他在不断总结隋帝文、     

汉字诠释(二)

以yǐ一、用。以,篆文作,从甲骨文金文变来。《说文》:“,用也。从反已。”王筠说:“已,已也。已,止也。用则不止也。字义与已反,故字形亦与已反。”(见《说文句读》卷二十八)《小屯甲编三五四》:“以众,王弗悔。”(“众”指奴隶,“以众”,用奴隶作祭品。)《经法·道原》:“(道)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楚辞·九章·涉江》:“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论衡·程材》:“洗洿(污)泥者以水,燔(烧)腥生者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楚国养马初探

殷周以前楚地无马是一个人所尽知的事实。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多马也是一个人所尽知的事实。《左传》记下了春秋争霸中楚军“车驰卒奔”的一幕幕壮观场面,战国策士更称其“车千乘,骑万匹”。然而,楚国从无马到多马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楚国马种从何而来?是南土马种,还是输自北方?楚国在养马方面有哪些可称道的经验?前此从未有人作过探讨。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养马业的盛衰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和政权的兴替,加之,楚国发展养马不仅是中国南方养马的起点和第一个高潮,而且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高潮,如果忽略了这一章,一部中国养马史也就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因此,从先秦史和中国养马史两方面来讲,都亟需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大招》作者是谁?

一、《大招》及其作者问题《大招》作者是谁?这是比《招魂》作者为谁还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王逸《章句》明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意以为这是宋玉为招屈原的生魂而作的。现在我们证明了《招魂》确是屈原为招楚怀王的生魂而作,作在楚怀王入秦被囚的时候,王逸那一说错了。再看他怎样说《大招》的。他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已之志也。”这是说,《大招》是屈原为招自己的生魂而作,又引或说为景差作。这是一个疑案,还不明白。从王逸引用了这一或说,一千几百年以来,一般学者又大都以为《大招》是景差为招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楚国在春秋时代已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到了战国时代 ,楚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 ,北方的儒家思想已为楚人所接受。当时儒家典籍 ,在楚国已很流行。秦统一以后 ,实行“焚书坑儒” ,但齐、楚二地 ,距秦都咸阳较远 ,秦控制力不强 ,故古代典籍及师儒多保存于齐楚二地。《汉书·儒林传》中儒生 ,多齐楚人。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说明了战国时楚国儒学之盛。从《孔子诗论》看来 ,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前儒家对《诗经》的看法。这种看法虽与后来的齐、鲁、韩、毛等汉代学者有区别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多少受到《孔子诗论》等先秦儒家的影响。其中《毛诗》似与《孔子诗论》的说法最近 ,齐、鲁、韩三家可能由于用《诗》劝谏君主、藩王 ,多少要“断章取义” ,故相去较远。但《毛诗》和《三家诗》基本上都受儒家著作的影响     

楚国君王对楚国兴衰存亡的作用概论

从对楚国兴衰存亡所起作用看,楚国八百年中的四十二个君王总体而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有十二位推动楚国向前发展,使楚国先后成为南迁之地荆山的大国强国、汉东霸主、“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对楚国发展强盛作出很大或较大贡献;有二十四位楚君楚王表现平庸,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其前任或前几任的现状,楚国既没更大发展,也没更为衰落,他们对楚国既没作出多大贡献,也没更严重地损害楚国;有六位楚王导致楚国被动挨打、衰落乃至于灭亡,损害甚至严重地损害了楚国。     

江陵附近长江注入汉水河道复原

江陵附近江水东北入汉水是我国历史上楚国的一条重要河流,它曾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水运交通,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探明这条已湮没的故河道,不仅有助于对楚国历史研究,而且对于今后这一地区恢复“两沙运河”,加强水运     

迺贤生平考略

迺贤(1309—1368),《四库全书》作纳新,字易之,别号河朔外史,葛逻禄人,元时将葛逻禄译作。“合鲁”。葛逻禄或合鲁,都是汉语“马”的意想,故乃贤又称葛逻禄易之,合鲁易之或马易之。乃贤祖籍是“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危素《金台集跋》)北庭即今之新疆吉木萨尔,金山即今之阿尔泰山。《四库全书总目·河朔访古记条》载:“郭(口罗)洛(即葛逻禄)者,以《钦定西域图志》考之,即今塔尔巴哈台也”。塔尔巴哈台,即今新疆塔城地区,其地理位置是和危素的跋文相符的。由此可见,乃贤祖籍即今新疆塔城。     

试论文言连词“所以”

一、文言连词“所以”的存在文言中有如下包含“所以”的句子: A(1)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左传·昭公七年》) (2)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吕氏春秋·君守》) B(3)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①(4)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之,今不敢遽当。盖器识远大,所以为贤也。(《贞观政要·英宗之正》) 例(1)下杜预注云:“行善法,故能     

楚国的“灵官”与“灵巫”

在楚国一直都是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楚王既是国王，同时又为群巫之长。以“灵修”（楚王）为中心组成一个严谨的“灵官系统”，成为楚国上层统治的核心     

文学文献学琐论

中国文学文献学是一门新建立的学科,其间有待研究探讨的问题颇多。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一些琐碎的探讨,以求教于读者。一、什么是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论语,八佾》引孔丘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宋代朱熹注解说:“文,典籍也;献,贤也。”(《四书集注》)汉、宋学者对此作注时,大都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辞海》中说:“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就是指朱熹等人原来的解释。“贤”是指“贤者”、“贤人”,即故旧耆老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