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当代乡土诗论

新时期以来,诗歌理论界不少同志辛勤地从事着理论探索和诗歌美学建设,在建立完整的、系统的诗论方面,作出了认真的探索,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涌现了一些好诗。但是,近几年来,诗坛上出现了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有的论者主张“不屑于作时代精     

何其芳诗歌定义管窥

给诗歌正名定义,是诗歌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几年来,通过有关考察,我认为,我国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何其芳,在一九五三年给诗歌下的定义,是人类诗歌史上首次跨进比较科学、比较完整境界的诗歌定义,值得重视。在何其芳给诗歌下定义之前,中外的诗     

崇宁党禁与徽宗朝诗歌的主题取向

宋徽宗即位不久就实施了严酷的崇宁党禁,使徽宗朝诗人心态普遍趋于内敛,绝大多数沉沦下僚,有的布衣终身,有的遁入空门,还有一些虽曾微官,又多有黜贬经历。徽宗朝诗人的这种境遇、心态又直接影响了他们诗歌的主题——反复咏叹不遇之感、羁旅情怀、隐遁思想、高士节操。     

张船山诗歌理论对性灵诗派的贡献

张船山,名问陶(1764-1814),四川遂宁县(今遂市)人,是清乾嘉年间著名诗人,成就与袁枚、赵翼、洪亮吉等齐名,有系统的诗歌理论.撰有诗集《船山诗草》,存诗三千余首,为清代四川诗人中诗作最多、诗论最著、名气最大的一位诗作家和诗歌理论家,他对性灵诗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性灵诗派的后劲. 1.诗的源泉说精解张船山诗歌理论散见于《船山诗草》中,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论诗十二绝句》、《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论文八首》,另外,有的诗句也是诗歌理论的箴言,所以,张问陶的诗歌理论是少而精,见解深刻、新颖、精湛,的确是言简意赅,非     

“四灵”诗二题

南宋“四灵”诗派，若从地域、人称、师从关系上说，都不失为一种渊源的因素。但他们四个人所以成为一个诗歌的派别，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群体性，他们关于诗歌理论主张的趋同性，以及他们诗歌创作倾向的大体一致性。其总体风格，可以“清”、“瘦”概括。这种风格特征，是他们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所必然导致的。     

论唐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的传播

唐代文言小说的传播手段比较单一 ,因此 ,唐人常常借助诗歌进行小说的传播 ,或文因诗作 ,或诗缘文起 ,既使小说随着诗歌走近了读者 ,也使诗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标志着唐代诗人文学观念的通脱豁达 ,显现了他们对于提高小说地位的努力 ,充分体现了唐代文言小说与诗歌之密切关联及时代特色     

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

流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和一些研究白居易的论著中,有的说自居易“发动了一次文学改革运动——新乐府运动”,且是一次“自觉的文学改革活动”;有的说元和初年“白居易掀起和领导了新乐府运动”,“是最有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领袖”,有的说白居易“先进的诗歌理论,对新乐府运动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张籍、王建、李绅、元     

中国古代诗歌文化中“官本位”意识初探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辉煌灿烂的诗歌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官本位”有着一种内在联系。官本位严重地控制了中国古代诗人的思想、人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生、发展。     

清代诗歌中的一组特殊意象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清代，号称集十成。前代诗歌的各种体裁、风格、艺术技力等等，都在清代诗歌中得到了传承，又被清代诗歌进一步发扬光大，做了各种形式的岁展、变化和更新，意象创造亦然。清代诗歌常用的意象，除了大部分是以前代诗歌继承来的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意象却是清代诗人根据当时的时代特征独立创造，并经过广泛的创作实践而形成的，甚至有的还只限于在清代使用。（－）日十月一明明清改朝换代，给清代诗人带来了莫大的震撼和悲伤。出于抒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的需要，他们在诗歌中经常要涉及明、清两个王朝。由于清朝民族统治…     

审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吴晟《中国意象诗探索》读后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西方大量文学理论涌进中国的时候,一个西方的诗歌流派——“意象派”给学术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学者们主要不是对西方“意象派”创作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意象派”诗人声称他们是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正如意象派的代表诗人庞德就指出,读中国诗歌即可明白什么是意象派。他们还翻译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王维等人的诗歌,事实上,英美意象派的诗歌,确是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影响。其实,“意象”本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历史悠久的范畴之一,不但在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论和艺术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文学艺术创作…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发生新论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萌芽或源起,一直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是在日本本土,有的认为是中国的大连.文章认为殖民地大连奇异的摩登景象、浓郁的现代气息、文化多元的国际性特征,以及殖民地文化特点共同构成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萌生的基盘,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从大连的日本诗刊<亚>萌芽,<亚>诗人群的诗歌创作折射出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特性:既有西方现代主义特性,又有殖民主义特性.     

陶渊明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

陶渊明与金时习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古代著名的隐逸诗人。他们在各自生活的痛苦时代都选择了归隐。自比陶彭泽的金时习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崇陶特点。通过比较 ,可看出两位诗人诗歌风貌的异同     

最近30年闻一多诗歌研究综论

闻一多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1920年代起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他的诗歌作品及诗歌理论的评论性文章,近几十年来,有关闻一多研究有了较全面的推进.本文从诗歌作品、诗歌理论、诗人比较等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30年来出现的有影响的闻一多研究论文和著作进行分类介绍,并做简要评析.     

被忽视的词学理论——清人的词品理论初探

清人的词品理论,主要是郭麐、杨伯夔、姚燮三人的词品理论。他们的词品理论既受诗歌风格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也是对千年词史丰富多彩的词人风格和词派风格的形象把握和系统总结。他们的词品理论具有诗意表现、意境阐释、意象组合的特点,标志着古代词学风格理论的成熟。     

朱光潜诗论中的德国美学视野——以尼采、立普斯及莱辛为中心

晚清尤其是五四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匮乏的窘境。他们纷纷借力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输入新术语、新概念和新的批评方法,在中西文论比较、互鉴的宏大背景中重构中国文论的范式。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从海外留学归国后,开始把研究的重心从介绍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转向用这些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一些现象,尤其是在中国诗歌领域花费了较大的精力。朱光潜诗论中比较多地接受了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有关诗歌起源、情趣和意象关系及静穆的观点与尼采美学思想密切关联;对诗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辨析借鉴了立普斯的移情理论;莱辛的诗画异质的观点也影响到朱光潜对诗歌独立文体性质的分析。总之,德国尼采、立普斯、莱辛等域外的美学、文学思想不仅成为朱光潜阐释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有力工具,还在中西文化互鉴、互释的诗学空间中萌生出巨大的生命活力。     

《诗歌形态美学》略评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中,一种建立在中西方文化比较基础上的文学研究体系已初具形态。其中,诗歌以其独特而迷人的艺术形态,引起了当代中国诗歌研究者们的广泛兴趣,一种横跨中西的诗学理论亦正在兴起。新近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盛子潮和朱水涌同志合著的《诗歌形态美学》,立足于中西诗论、具体诗歌作品的比较分析,运用艺术形态学的具体方法探讨诗歌形态艺术问题,从一个方面呈示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趋向。     

就初盛唐诗歌革新谈理论与创作

一种诗歌主张,可能仅仅是主张者个人的艺术趣味和艺术追求,也可能是一部分人或一个时期人们的诗歌时尚和理想,或者干脆只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态度而已.当我们拿他们的创作与他们的主张试图寻找对应时,发现相悖与脱节几乎不可避免.考察初盛唐的诗歌革新,这种相悖与脱节现象同样存在.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存在相悖和脱节并不能导致得出理论与创作失去对应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个结论.相反,我认为当创作僵滞时,理论客观上催促了创作的突变,而创作又不断地以实践来充实理论的苍白.我不把这当作一个“事实”,而当作一个发展过程.深思的结果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任何一次成功的艺术革新,都不是个体而是群体的行为,都不是瞬时而是历时的功效,都不是孤立而是时代历史综合作用的产物.我认为只有基于这样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