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的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信息技术从“无线”信息方式跳跃到互联网时代,政府政务核心也将由“服务”功能过渡到“传播”功能。随着独立媒体、战略媒体以及纯粹个人媒体的出现,社会媒介矩阵已经重构,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与提升政府网站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具体调查分析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状况,发现政府网站的建立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别与地区差异;网站首页栏目设置上,规划欠合理、主体不突出,对网络传播的基本信息技术重视不够;同时,政府在线办事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性不高,县级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大众传播”方式未能真正实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的传播能力亟待提升。     

信息化与全球化背景中的政府传播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作为公共传播行为之一的政府传播,有必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并对新环境中的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新型关系的建立和政府传播方式的改进进行深入和全方位的研究,因为新型政府传播意识和方式的形成则是我国政府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     

网络环境中政府信息传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网络媒介正在将政府、媒体和受众关系的“调整”带向深入,政府信息传播作为一种政府管理行为和权力运作方式需要加强自身建设。确立科学的意识理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安全预警系统以及加强网络人才队伍建设是解决目前我国政府网络信息传播问题的关键所在。     

韧性传播与间歇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视角 ——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为例

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等区分,是传播学中以传播主体和媒介形态作为分类标准的惯常尺度。换一种方式,从传播过程或者是活动的时间取向上可将传播分为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兹为一种新的传播向度。韧性传播具有语言交流的本土性、传播过程的连续性、传播行为的持久性、目标的稳定性等特征。间歇传播含有语言沟通的便利性、传播过程的间隔性、行为的非持续性、目标的相对灵活性等特点。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优长互补,具有通约性。韧性传播可厘定“一以贯之”、“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等途径。间歇传播可析出“以逸待劳”、“张弛有度”、“曲径通幽”等策略。     

集合行为何以发生?城镇化进程中“种房”行为演化的双因素机制研究

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     

论政府传播的客体——“利益相关者”视角

政府传播是政府议程(或公共政策)、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文章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解析了政府传播的客体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的角色功能及其对主体的影响.同时论述了某种情形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及“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文章还进而探析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web2.0新传播技术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在政府传播中另一层面的角色变化.随着web2.0的发展和普及,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透过某一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联系与交流,日渐成为另一个“传播中心”.他们彼此进行讨论、质疑政府决策的优劣.通过此,利益相关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号召力.     

系统理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与干预机制分析

信息传播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演化、影响广泛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信息传播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传言”阶段——群体意识唤醒时期、“流言”阶段——群体意识形成时期、“谣言”阶段——群体应激行为时期等,其作用机理为媒介传播、群体关注、政府介入等相互推进与相互协作.同时,基于系统的整体性、非线性和自组织性,提出预警、干预和评价等三种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的有效干预机制.     

手机短信的传播学分析

手机短信是一种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作为目前人际传播的流行方式，手机短信在运行实践中也逐渐担负起大众传播媒体的角色。相对其他媒介而言，手机短信较好地实现了“随时随地传信息”的现代传播理想，并对传教传播学理论产生了冲击与突破。     

公民服务：社会变革中的政府传播理念

社会变革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图景。社会变革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公众视角应该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视角和作为公共关系对象的公众视角的结合。政府行为的权利主体始终应该是公民。这也决定了公民利益应该成为政府传播的价值出发点,为公民服务应成为政府传播的核心理念。而实现这一理念就必须保证社会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转,制衡社会传播力量和对弱势群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扶助,同时注重政府自身的效能提高与形象的维护,推进政治文明。     

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沟通初探

在界定政治沟通的基础上提出良性互动的政治沟通能够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系统高度整合、有效,能使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潜化为公众的追求目标,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使政府在与各方博弈当中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并就当前我国政治沟通面临的挑战作了初步分析。     

我国政府传播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政府传播地位的凸显和越来越受到重视,政府传播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我国的政府传播研究主要从基础理论和实践问题两个维度展开。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集中在概念和特征两个方面,实践问题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媒体与政府传播,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与政府传播等方面。我国的政府传播研究具有跨学科、多角度、实践性强等特点,但也存在缺乏前瞻性、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面。     

论微传播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

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当前政府公信力仍然存在不足和下降趋势。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一定律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突发事件中有充分的体现。因此,要坚持群众路线,切实"以人为本",维护群众利益;政府要学会作解释和说明工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执政能力;扩大政务公开,做到及时透明;建设清正廉洁政府,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官员伦理制度化,取信于民,重塑和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共关系的管理范式构建

政府公共关系管理范式包括观念维度、事实维度和沟通维度。其中,观念维度重点明确执政的核心价值取向,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强调善意从政和执政为民;事实维度明确政府形象是政府执政的逻辑结果,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强调为民谋利和务实施政;沟通维度明确传播沟通是协调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保障,解决"怎么说"的问题,强调共享信息和透明执政。只有这三个维度都达到最佳境界,政府形象才能避免跌入"塔西佗陷阱",才能不断强化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从贵阳市看地方政府对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的管理和引导

城市的形象是传播资源和传播渠道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无论哪种城市形象的传播,政府都是城市形象定位的领导者。像贵阳市那样,准确的城市形象定位能反映一个城市的特色和优势,激发城市的内在潜力,为城市特定时期的发展提供目标指向。     

SARS事件与中国危机管理体系建设

SARS在中国和世界的流行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型危机,这场危机是对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次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SARS危机,也是对转型期中国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考验。文章首先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分析了SARS危机在中国的演变过程和三个特点,然后提出了当代中国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并结合抗击SARS危机对政府功能、媒体与公众沟通、社会网络以及法律框架等四个方面对这个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政府信息沟通存在的障碍及其创新路径——基于群体事件的语境分析

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不断攀升,破坏性也与日剧增,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亟需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治理从而改善和维护政府的公共形象。然而,由于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沟通梗塞,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成效深受局限,而通过再造政府内部体系以及拓展外部沟通渠道的“双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理应具备的沟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