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荀鹤生平考证三题

晚唐诗人杜荀鹤于大中后至咸通初与顾云等共读九华,咸通二年到十一年移隐庐山。广明元年冬到次年春,杜有扬州之游。中和元年秋,杜荀鹤往成都赴举,二年春回,由于兵乱,绕道遂州长江县。     

杜荀鹤行实考略

晚唐诗人杜荀鹤,生处晚唐五代之际,遭世战乱,坎坷半生,诗名甚彰而悭于一第.仕途驰驱,精疲神劳。所作篇章,时有流传,誉之者目为“可以润国风、广王泽”,“信诗之雄杰者”;毁之者辄低为“太公家教耳”。大抵晚唐五代时处季世,有唐三百年诗坛名家辈出,珠玉在前,辉映百代,晚生后学,莫可比肩,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亦时势有以致之也。然知人论世,古有明训;钩沉索隐,事所     

关于南宋农事诗——读《南宋六十家集》兼论江湖派

晚唐五代以来,杜荀鹤、聂夷中以其恳挚的情怀、凝练的语言,抒发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疾苦,开创子农事诗,被尔后的诗评家称为“杜荀鹤体”,与陶(潜)、李(白),杜(甫)诸大家并列,在诗坛上独树一帜。于此同时,这一体裁对两宋社会政治生活和诗歌艺术。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作用。两宋许多名家,诸如梅圣俞、王安石、范成大和杨万里等,继承了这一诗体,写出不少的著名诗篇。即使以摹写自然风光而获得清巧之誉的“永嘉四灵”,在农事诗方面也不乏优秀之作。可以说,农事诗在两宋已经形成为一个流派,是《三百篇》以来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它独自的特色和风格。 《南宋六十家集》所收入的,是一些卷帙不大的诗文集,其中尤以江湖派诗集为多。所谓江湖派,是南宋晚期诗坛上的一个流派;这一派“大抵以赵紫芝为矩矱”,“以高翥等为羽翼”,而“以刘克庄为领袖”;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赵汝鐩、宋伯仁、叶茵、毛珝、朱继芳和利登等人,这一派诗人,以及同他们     

荀鹤诗非咏华山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三》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谈到:“杜荀鹤诗中‘华山’之‘华’即读平声”,并举“不知三尺墓,高却九华山”、“惟将六幅绢”句为证。经查:华山虽有太华山之别称,却没有九华山之名.这九华山只能是原名九子山、号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那座了.因为唐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

许学夷《诗源辨体》评议汪泓明代江阴布衣学者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历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拟就诗歌史观、审美标准及自觉的批评意识三方面，将《诗源辨体》（以下简称《辨体》）与严羽、胡应麟等名家理论进行比较，以期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通变”的诗歌史观对诗...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辨体：许学夷论汉魏六朝诗歌流变

晚明诗论家许学夷以精于辨体著称,其《诗源辩体》通论先秦至晚唐诗之演变。所论汉魏六朝诗部分,力求调和七子派宗汉魏黜六朝与六朝派嗜好“偏奇”、公安竟陵“诡诞相尚”之间的理论对峙,通过对诗歌体制中俳偶、声韵等因素的详尽考察,把握汉魏六朝诗歌的流变轨迹,并对此前“诗溺于陶”的辨体命题予以修正,为该段诗史研究确立了系统的辨体认知方式。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     

论梅村体的个性风貌

吴梅村力主“诗与史通”,其代表性诗作如百川贯海,汇成一部明、清之交的“编年史”。“梅村体”的个性特征在于:诗人用七言歌行体叙事,数量特别大;诗中融入了有关“个人荣辱”的种种感叹,展示了“人格失衡”的情感悲剧;胸罗万象,笔在蛇龙,尽情地挥霍人、事,洒脱地调度古、今;风骨如“女将征西”,庄重而华贵。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中介物象”与赋比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赋比兴”有诗体、表现手法、修辞格三个层次，而“赋比兴”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并以此造成诗的“意境”，乃决定于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由象求意）与表达方式（以象表意）。“象”不仅有“自然物象”，而且有在“自然物象”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意味的“中介物象”，把握住“中介物象”，既可弄清“比兴”的实质及三者之关系，又可更深入地理解所谓“意境”理论。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论“言志”在南宋词中的回归

确切地说，词言志的崛起是与词地位的提高彼此呼应的。就文体的正统而言，诗有诗教，文有文统，惟迎词，托体不尊，被目为小道，得以决定地位等卑的首要依据是它们表现内容上的重大差异。言志词关注现实社会，内容题材上张皇开拓，为词体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坚实稳健的基础。而词体地位的提高，使词迅速与传统儒家文艺观的植神正面接轨，是言志创作意识高扬和创作旨归确立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在北来，词已成为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创作主流内容上相对的“俗”、“淫”、“粗”，以及受到正统的封建文学观念的压抑和摧残，一直处于半…     

《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