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

晚清民初的士绅在鲁迅小说中的形象内涵,一直缺乏认真研究。士绅形象在鲁迅小说中实际担负着隐喻传统文化"规训"力量、文化控制的意义;同时,作为"他者",士绅在鲁迅小说中起着形成"平民"形象内涵的对照物、结构小说模式的独特功能。从对士绅形象的研究,我们将发现鲁迅作为"平民文学"的主创者之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度。     

民国绅士内涵辨析

相对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绅士已由一个封建特权阶层演变为一个具有特定身份属性的社会和职业群体,其地位和作用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学术界对于民国绅士涵义的理解颇多争议,或统称为地方精英,或将其等同于地方豪强、地主,还有人统以"劣绅"目之。这些说法或过于笼统,或失之准确,难以准确概括民国绅士的内涵及特性。民国绅士是指在民国地方社会因拥有一定的旧式功名、新式学校教育背景或具有为官(或其他公职)经历而具有某种政治、经济、知识或文化优势并在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不同于官员也有异于民的地方精英力量。     

明清江南社会的劝诫之风与龙门医世宗的思想革新

明末以来的江南社会充斥着浓郁的劝诫之风。朝廷、官府、士绅和平民共同参与了慈善的公共事务,而劝善的公共话语则由士绅阶层来主导。在与乡绅身份的重叠下,道门人士也积极投入到主导劝善话语的思想革新中来。虽共有士绅身份,道门和儒门在劝善话语建构中却存在着差异。在儒门刘宗周有名的"证人"劝善话语改造之后,道门闵一得开创了江南全真道一派强调身心炼养的"医世"劝善观,积极投入到明清江南社会劝善话语重塑的大潮中来。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试论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是古今中外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家都很关注的社会伦理同题.目前,在一些教科书和文章中,对理想人格有一种代表性的界说,认为理想人格就是道德理想或典范人物.笔者认为,三者不能等同.虽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理想人格、道德理想、典范人物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面具"(persona),原意指演员戴上面具,表现出他(她)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一个多学科的范畴,在不同的学科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如社会学中的"人格",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心理学中的"人格",是指个性心理特征;     

对近代中国绅士劣质化问题的质疑——以河南省汲县绅士群体为个案

绅士概念的界定,最为关键的是要从绅士"官民中介"的职能切入,这样才能把握绅士的主体实质。有据可查的河南省汲县绅士80余人,主要从事教育、政事等职业。汲县的绅士群体中,正绅占据主流地位,这可从其活动及人数看出。正绅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淳朴的民风、汲县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积极向上的士绅风尚以及以"结社"的方式来实现使命而形成的群体性特点。劣绅在汲县亦有一定的存在。总之,绅士劣质化的认知有失夸张。学界之所以出现劣质化看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打倒土豪""打倒劣绅"的革命风潮以及近代中国渐呈强势的西化、反传统等息息相关。     

绅士德性论

绅士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指一种社会阶层。在西方,绅士可以说是西方社会表达一类人格类型和行为方式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与我国古代的“君子”一词有相近的意思。绅士的基本特点是:教养、礼貌、尊重妇女、德性。绅士的德性首先体现为自身做人的基本优良品德,如诚实、正直、忠诚;其次,体现为绅士对他人的鲜明的道德态度和待人之道,如同情、仁慈、温和、宽容、慷慨;再次,则体现出绅士对自己行为、处事的强烈的自我控制的理智精神和坚强意志,如谨慎、自制、节制、坚定、自尊、荣誉。     

"字"与"词"辨

"字",是指字形,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词",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在语言研究与运用中,字与词的内涵和外延之界限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明了.所以对字与词的辨别是极其必要的,而且很艰难.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使用中给以必要的区分和界定.     

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致力于士绅阶层,即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角度上,可以将以往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士绅论、乡绅论与地方精英理论.本文分别回顾三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分析与探讨了各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谈文史研究方法的多种角度 ——以姜夔《淡黄柳》词之"小桥宅"读解为例

研究姜夔词作的众多学者中,对其《淡黄柳》一词的"小桥宅"句往往有不同见解.如夏承焘先生等诸位学者认为"小桥宅"指"合肥词事"中弹筝之妹所居,"桥"为姊妹姓氏;郑文焯先生则认为是"赤阑桥"姜夔客居处,"桥"为"赤阑桥",但语焉不详.而通过结合各种文本及史料的传统文史研究方法,从姜夔诗词及史籍中互为引证,以郑解为是,认为"赤阑桥"为解读姜夔"合肥词事"之要.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之际的地方士绅

地方士绅即被称为绅衿或绅士等阶层,在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后,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分析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存在的形态及其作用,有助于加深对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解。地方士绅可包括生员(秀才)、监生、举人、进士和卸任、致仕官员等,这些人物,在《醒世姻缘传》这部长篇小说中都得到生动的反映。《醒世姻缘传》成书于清初,据胡适、徐北文等人的考证,此书为蒲松龄(1640—1715)所作,所写背景托言明     

但见“饭票”又重来

正一朋友出差执行任务,车上坐进去两个"不搭界"人员。问其何许人,答为"饭票",是指关系熟络、"自愿跟着出去埋单"的老板。稍加留意,此类"饭票"着实不少。有的官员出去开会,往往有老板随行。官员住会议宾馆,老板在附近"安营",随时听招呼。一旦有应酬,马上去埋单。有的官员外出"考察",     

"排当"考

"排当"一词历史悠久,内涵随时代发展而丰富变化.五代、宋初,"排当"意为"安排",多与饮宴有关.至南宋时,"排当"指伴有缀景装饰、音乐歌舞杂戏演出的宫廷饮宴形式.到明代,"排当"既指宫廷饮宴,亦指民间一些有准备的饮宴.到明清,"排当"在官方专指新奇的缀景演出,在民间则仍指有准备、有规模的饮宴形式.     

"出版"概念考辨

由于不同语言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出版"一词在中国与欧美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国,"出版"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书籍的印出,二是印出后使之流通,分别强调的是整个出版过程的不同环节,涵盖两种不同的形式.在欧美,"出版"一词只有一层意思,即强调"公之于众",也就是发行.因此,"印刷"与"发行"是出版的两个核心内涵.     

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构成辨析——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

我们对开明士绅(绅士)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一个误区：谈开明士绅，只知道几个著名开明士绅，而忘记了毛泽东所说的开明士绅是“中小地主出身”和“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忽略了广大的有抗日要求的中小地主，即普通的开明士绅；谈开明士绅的定义，又将其绝对化。看不到一些在当地小有名望的退职的旧官僚和教育界人士也可归入这一阶层。属于著名开明士绅的行列。开明士绅应包括开明的中小地主和士绅才是全面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全面地认识这一群体。     

神明“标准化”、“正统化”下国家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基于湘黔桂界邻地区飞山公信仰研究

飞山公信仰于唐末宋初肇迹于湖南靖州飞山。飞山公从杨氏祖先到地方神明,再到侗、苗、瑶、水等多族群共同信奉的区域性神明,是湘黔桂界邻区域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及杨氏宗族、地方民众与国家长期互动的结果。地方官员与士绅精英群体借助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神迹,配合国家敕封,将飞山公塑造成忠于朝廷、保境安民的神明形象,不断助推其信仰的"标准化"、"正统化"。而杨氏宗族与地方民众扮演了将"祖先"与"神明"区域化、多样化的重要角色。     

“稗官”新诠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出于稗官"说牵涉到对中国早期小说观念和小说发展的认识,意义十分重大,需要深入讨论。音韵学家们早已指出,上古音同者义相通。如淳释"稗"音"排",是汉魏读音,实兼释义。"稗"即"偶语",亦即"排语"、"俳语"、"诽语"。"稗官"可释为"小官",但并非指某一实际官职,而是指卿士之属官,或指县乡一级官员之属官。先秦两汉"以偶语为稗",提供"偶语"服务的小官自可称为"排官",亦即"稗官"。这样,小说与歌谣、赋诵、笑话、寓言等既有文体上的渊源,小说家与瞽、矇、百工、俳优及诵训、职方氏等也有身份上的关联。因此,"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具有深刻的历史依据和文化内涵。     

论词之“大”“小”

词学批评中"大"与"小"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大"与"小"本身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小道""卑体".随着李易安的词"别是一家"、苏轼的"自是一家"、张炎的"清空""骚雅",到清代"西泠十子"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案头化和雅化的过程中,词逐渐从"市井小技"走向了"大雅之堂",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显学"之一.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趣"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趣"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趣"在北宋前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发展到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趣"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对词趣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方面的论析。上述两个维面,将"趣"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