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

一、知识分子宪法地位的初步确立我国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有过一些宪法性文件 ,但大都是抄自外国的 ,虽有大量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慷慨大方的许诺 ,却是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他们的宪法只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因此 ,在他们的宪法性文件中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阶级的宪法地位无从谈起 ,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也自然无从谈起。但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新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制定的一些人民民主的宪法性文件中 ,知识分子的宪法地位开始有了体现。 193 7年《中国共产党…     

论尤凤伟的小说《中国一九五七》

"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浩劫,知识分子当时经历了惨痛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尤凤伟的小说<中国一九五七>写出了知识分子灵魂的丢失与坚守的痛楚,给今天的知识分子留下了诸多思考.     

土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丁玲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为中心

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成效显著.这一运动的效果,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有所反映,作家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贬低批判和他者化,完成了将意识形态所定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内化的思想改造,"成功"地将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剥离出去.而恰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叙事的"去知识化"的追求过甚,限制了土改叙事的高度与成就.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论语》理想人格新论

深入研究<论语>文本可以发现,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而是"君子"."君子",既是孔子<论语>言说的主体,也是孔子<论语>的理想人格追求.而"君子"作为一种区别于"圣人"人格的理想人格类型,主要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人格问题的提出,既与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崛起有关,又与对其作为社会和谐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的充分显现有关.君子人格的理想构建,既基于对"礼"的合理性与"仁"的主体性的价值认同,又是对通过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使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对"礼"的自觉维护的一种预期.立足于现实性生活实践,完成对君子人格的模式设计和对知识分子的现实人格的价值提升,既是孔子<论语>思想的基本点和着力点,也是其所以能够引领儒家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前进方向的深层原因.科学地继承孔子人格理论的合理内核,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崇高追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介入的旁观者--试论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阿隆提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在德国学习期间的经历以及对马克思·韦伯著作的研读奠定了阿隆的历史哲学基础,由此影响了阿隆在政治参与上的观念.但由于与"小同学"萨特在诸多立场上的分歧,阿隆的知识分子观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的"介入的旁观者"的身份才得到应有的承认.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以《红旗谱》为例

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红色经典",从发表至今,对<红旗谱>的阅读、批评和接受应该已经"经典化",但仔细考察文本,就会发现<红旗谱>这样的"红色经典"依然给我们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本文关注的是<红旗谱>如何改写现代文学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书写以及这样改写的意识形态背景.事实上,许多"十七年"的"红色经典"都存在对于现代文学传统改写的问题,本文虽然只是一个个案的审视,但希望借助这个个案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提供一点启示.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论储蓄合同的性质

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属于存款人.本文认为储蓄合同是所有权转移的合同,存款人通过储蓄合同向储蓄机构交付存款所有权而获得债权.只有树立这种观念才能真正赋予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地位,保障商业银行融资功能的发挥,从而最终实现存款人储蓄增值的目的.本文认为储蓄合同与传统的民事合同既存在密切的联系,又有诸多实质性的差异,因此储蓄合同是可借助相关民事合同理论研究同时还需一定理论创建的新型的有名合同.     

灰色知识分子阿Q--《围城》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性探究

<围城>是钱钟书以一位冷静的学者的身份对自己的同类进行的近距离的观察、剖析,探索他们生活状况的一部小说.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洞穿婚姻、家庭、爱情的面纱,给我们揭示了处于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而给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病态和生存困境进行批判和探索.他为我们塑造了一批知识分子阿Q形象."围城"现象是钱钟书探究人性的又一发现.     

对汪柏与"中葡第一项协议"的再探讨

本文作者在发表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澳门开埠的若干历史问题>一文的基础上,根据一些尚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材料,对汪柏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     

领导干部与宪法理念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干部既要做好领导者,又要做好带头人,就应当认识宪法的根本属性,明确宪法的立法宗旨,注重宪法的贯彻实施,从而树立宪法理念,提高执政能力,推动依宪治国的进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临时约法》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同时根据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特殊需要加以改造而成.《临时约法》之所以选择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出于“以法制袁”的考虑;二是受法国宪政史的启示.     

犯罪客观处罚条件刍议

客观处罚条件 ,是指犯罪成立之后 ,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 ,其实质是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 ,以完善犯罪构成 ,消除目前理论中的混乱。我国刑法引入客观处罚条件的概念应当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1 .客观处罚条件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关系 ;2 .客观处罚条件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关系 ;3.客观处罚条件与过失犯罪中危害结果的关系 ;4 .客观处罚条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     

依法治国的宪法性思考--兼论江泽民同志十六大报告的法治精神

崇尚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依宪治国。法治、宪政与政治文明三者有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宪法角度讲,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构建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法律规范体系、积极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建立科学合理的宪法性审查制度、确立全面司法审查原则的宪法地位等方面。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 ,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 ,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 ,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 ,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 ,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信息素质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素质

信息素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当代大学生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高低。信息素质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素质,而信息检索与利用教育是提高信息素质水平的重要途径。     

宪法教学中的迷与思

在宪法教学中,如下问题亟需澄清:即课程体系与实在法体系虽不必完全一致,但宪法理论的讲解必须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而展开;宪法教学不能偏离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应围绕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这三个基本要素而展开;宪法在本质上是具有特定内容的规范性诉求,而不是力量对比关系;宪法研究方法与宪法教学方法虽有紧密联系,但仍不应忽视两者的区别。     

宪法财产权与国家义务

财产权的保障并非只有消极等待宪法,但宪法财产权规范并非可有可无。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