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在当代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是被认为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作家。她的创作表现出多变的风格,并始终保持很强的创作活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的小说叙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丰富的内涵让读者可以多角度地进行诠释。从研究者较少涉足的"悲剧意识"为出发点,深入考察蕴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对人生悲剧性处境的体验和挣扎,感知作者因深谙人生的痛苦和悲凉而对同类产生的悲悯情怀,以及对命运无可奈何却不愿安之若素的抗争精神。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语言

王安忆作品《长恨歌》的叙事语言很有特色。它借助电影的表现技巧缔造别样听觉空间,又调和笔墨在文字上做足功夫。听觉和文字的双重力量,构造起了一个立体感极强的文本。     

悲剧性的存在--由《我爱比尔》看王安忆的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我爱比尔>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通过对比尔、马丁、阳春面等一系列情感及文化层面上的对比,展示了阿三无可选择、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从中隐隐透出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忧患,以及对任务关怀的现实悲剧意识、情感悲剧意识和命运悲剧意识.     

论王安忆小说的悲剧建构

王安忆的创作大多表现了人的孤独感、情爱婚姻的虚无感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感 ,悲剧意识成为她小说潜在的情感基调。她从现实、情感和命运三个层面完成了悲剧建构 ,揭示了悲剧意识的内涵 ,探讨了这些悲剧的成因 ,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执著和敏感 ,追问并探寻着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多元叙事的尝试：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显示了鲜明的边缘人叙事、新历史主义叙事和个性化叙事的特征,对于习惯中心话语的读者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所导致叙事多元的必然。     

度:儒家思想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贵和尚中”的中和之“度”,在王安忆《长恨歌》之审美、人事及城市摹写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与其说《长恨歌》是写旧日上海的,倒不如说是在写一种理想的生活之“度”,但这种“度”不是淡泊,不是放弃,更不是超然,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生活艺术,守的是这踏实的每一步,攻的则是这每一步上的风景的内蕴与精髓。     

王安忆笔下的女漂族——解读《长恨歌》和《富萍》的女性生存状态

通过对王安忆的两部作品<长恨歌>和<富萍>的分析,试图表达对社会中女性的一种关切、理解和期望,说明女性话语与文化面对庸常的男性是坚韧的,面对男权传统是反抗的、质疑的,但是,女性话语与文化在现实中,确实是一种天然缺失的状态,从而进一步揭示男权传统中女性自我缺少真正的文化内涵与防护界限的事实.     

宿命与守望——从《十八春》与《长恨歌》看张爱玲和王安忆的生命审美意识

本文从<十八春>与<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的生活际遇及其悲剧性的命运出发,审视张爱玲与王安忆在文本中表现出的悲剧意识,由此引发对二人生命审美意识的思考.     

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

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     

王安忆《长恨歌》的“新妇女历史”景观

民间是一种自然生存状态,超然于主流话语之外,却拥有极强的生命活力,绵延在城乡的历史变迁中。透过王安忆的诗学原则,可以发现其小说《长恨歌》里的人物、叙述者、语义内涵等文本要素,无不浸润着民间色调。这些色调似乎预示,作者在转变知识分子精神独守立场后,悄悄地以民间视角阐释城市民间的审美文化空间,努力勾划某种民间稳定性,逼近城市景观的原初生态,描绘出一种“新妇女历史”景观。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精神的放逐与自我的迷失——对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蒋丽莉形象的再阐释

王安忆在小说《长恨歌》中别具匠心地刻画了边缘人物蒋丽莉,由其改编的同名影视也对这一人物作了倾情的演绎,但在众多的评论和阐释中这一女性形象几乎都遭到了忽略,在她身上不仅投射了作家对"情"的理解,其背后也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酸楚印迹。     

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

王安忆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流逝>,与她后来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流逝>和<长恨歌>都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名媛闺秀在1949年以后的生活遭际.对这段历史的想象和描述,这两部作品完全不同.首先,两部作品表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景观,一个是平淡琐碎,一个是优雅闲致:其次,<流逝>细致地展现了人在非常岁月里生存的艰辛;而<长恨歌>沉醉于讲述的则是某种生活方式和情调.在艺术真实性上,<流逝>显得实在可信,而<长恨歌>则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及逻辑性.这些差异性不仅有时代文化氛围的变迁,也包含了作者所采取的写作方式的改变.     

论王安忆《富萍》中女性人物的生命意识

《富萍》通过讲述苏北农村女孩富萍只身到上海投靠未婚夫的奶奶、后来逃婚的故事,详细描述了城市底层人民日复一日的劳作和生活。作家借助富萍的眼睛展示了在繁华的都市文明下,底层市民的生活追求和生存态度,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由此,我们可以体味到王安忆对"人"的认识,对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的人文关怀。     

女性“失乐园”——试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最具独立风格的作家。她的一生短暂多舛,却为后世留下了多达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呼兰河传》、《生死场》、《小城三月》等作品备受世人青睐。在萧红有限的作品中无不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气息,这也是萧红作品的魅力所在。透过萧红的"眼睛"体验她笔下那个真实的世界,分析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悲剧意识,从而引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帝王角色的悲剧——《长恨歌》主题新解

《长恨歌》之“长恨” ,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朦胧触及而未深入追问的一种深刻历史遗憾 ,即一人主宰的封建专制政治和爱情是不能两全的。换言之 ,帝王的政治角色要求与其人性的自我需求是完全对立并以前者压倒后者的 ,从为爱而失政 ,到失政而复爱遂成为诗歌的结构红线。白居易的朦胧遗憾后来发展为苏轼的明确见解     

《长恨歌》与女性新历史小说

《长恨歌》是女性新历史小说代表作之一,其创作具有受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影响的印迹。《长恨歌》注重以女性的细腻情感表现日常生活历史的历史真实,注重边缘化历史的呈现,注重被男性权利话语遮蔽的女性真实生存状态的揭示。《长恨歌》以女性的性别视角、女性的生命个体体验为我们重塑了一部新的女性历史,丰富了历史内蕴。     

呼唤体悟性的智慧批评——对国内研究王安忆《长恨歌》的反思

目前国内对<长恨歌>的评论集中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都市-女性、叙事-语言、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借用他者思想或理论的解读、批判.总体说来,体悟性的智慧批评非常缺乏.智慧批评的终极目的是:给自己的思想添加炉火,给自己的心灵注入清泉;即使背负沉重的枷锁,也要"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