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与“九天玄女”

利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是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所惯用的伎俩。一部《水浒》就是建立在“天命论”这块基石之上,每逢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作者总是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列宁曾经说过:“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     

论周人政治原则中的复古精神

周人在对殷亡周兴的历史进行反思中得出以下认识 :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 ,得天命者兴 ,失天命者亡 ,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而周人的先王就是因为具有上天所喜好的这种“德”而得到“天命” ,因此 ,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的政治原则 ,试图通过向先王学习 ,谨守其德 ,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这种尊祖守旧的思维方式势必将周人引向政治观念上的复古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西周法律思想的“类型学”研究

西周法律思想围绕着“天命”、“王权”、“民本”、“规则”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建构。天命的权威性、平等性以及可转移性思想使天命的神圣性得以凸显。而王权的代理性、受限制性、受监督性及地域性思想,导致了王权思想的弱化状态。民本思想强调王权自身的勤政无逸和对民众安全、富裕、健康和安定等方面的关心和维护,展现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正当性。而规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其思想展现了规则的多元化和正义性特征以及强调规则的具体的实施。四个方面的思想构成西周法律思想体系,蕴含着西周时期我国法律精神的逻辑理性和正义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论儒家的宗教情怀

中国儒家传统所讲的“仁”、“理”其最高的依据乃是“天命”或“天理” ,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宗教学中所言的“终极实在”。“天命”化生了宇宙万物并与之相伴 ;人为万物中最灵秀者且自觉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使命。儒家把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归结为宇宙神秘的生命力 ,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展现这种生命力。由于儒家思想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 ,它对宇宙生命力的理解不能不有明显的家庭伦理和帝王社会的经验印记 ,其表述的理性规则并不充分 ,反而使带有神秘体验的宗教情怀彰显 ,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确立个人的理想追求、砥砺社会风气和促进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     

释“人定胜天”——兼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转换

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 ,“人定胜天”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征服自然”与“优胜劣汰”。中国的“人定胜天”有胜天命 ,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 ,建立社会秩序与创造人类文明等几个方面的意义 ,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以及人际关系的和平共处 ,其中包括保护弱者的内容。人类如果无限制地盲目征服自然 ,强者淘汰弱者 ,那么人类可能成为当代恐龙 ,从地球上灭绝。     

陶渊明、谢灵运与道教关系之再审视

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文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常常只强调陶、谢对于道教的虔诚皈依,事实上皈依之路,艰难而执着。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道教徒在艰难的求仙之途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使其在异常昏暗的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超然、自由的心灵境界。另外,道教教义对于天命的敬畏与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陶、谢的世界观,使之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与天命双向认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陶渊明的“委运任化”观和谢灵运“守道顺性”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孔丘的“天命论”和林彪的“天才论”——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理论纲领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思想路线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把“天命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而知之”说,作为他搞复辟的理论基础,为他“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服务。林彪为了“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鼓吹孔丘的“天命论”,提出了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也是为他的反革命复辟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林彪的“天才论”来自孔丘的“天命论”。“天才论”和“天命论”一样,都是没落反动的剥削阶级的世界观,都是搞倒退,搞复辟的反革命理论。揭露和批判这一反动谬论,就能更加深刻地认清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巩固     

论康熙帝的天命思想

康熙帝的“天命思想”多表现于“为民祈天”、“赈灾救灾”等诸多方面,在关于天与人事的关系上,除了“奉天行事”的使命感外,还重视人的作用。与历代帝王不同的是,康熙能充分使这种“天命思想”与皇权高度统一,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天命思想的一大特色。     

传统“天命”观的确立及其象征

殷周剧变诞生出“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旨在为世俗统治提供某种来自天意的合法护符,其后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一统。“天命”受重视的程度恰与它所代表的王权之强弱相互照应。终于形成一套由“奉天承运”和“天谴弗违”辅助论证的天人感应体系,与西方的“命运”说不同,这种意识形态更强调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双向效应,因此又具有强烈的象(取象于天)征(有徵予人)色彩。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之比较

薛居正、欧阳修史论不同之处主要是 :薛热衷于论说君臣之道 ,强调臣下不侵君权、功高而能自抑 ,君主知人善任而又驾驭有方 ;欧则对朋党利弊和宦官伶官之害评说充分、深刻。除此之外 ,薛解释历史发展强调“天命” ,而欧强调“人事” ;欧评说历史引经据典只以儒家学说为根据 ,而薛要宽泛得多。     

论努尔哈赤伦理思想中的天命色彩

努尔哈赤作为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军事领袖,在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竭力塑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假天威理人伦,有效地把天命观念糅合到他的伦理思想之中。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提出“天命之为汗,汗命之为臣也”;在处理父子关系上,提出“孝于父母,悌于诸兄”;在处理夫妻关系上,提出“妇人应治其家,顺其夫”;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要求被统治者忠诚、从善,主仆之间要相互友爱。不遗余力地用天命思想来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     

狠批“天命论”,肃清它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流毒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为了坚持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竭力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他胡说什么有一个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的“天”,叫嚷要“畏天命”,企图使奴隶们永远安于奴隶地位,不要触犯奴隶主的统治。孔丘的这一套“天命论”的说教,成为历代反动派搞复辟和维护反动统治的理论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要颠复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拣起了孔丘的“天命论”,大肆鼓吹“天才论”,以此作为他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孔丘、林彪的“天命论”、“天才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很大,流毒甚广,必须彻底批判。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刍议

孔子的北辰之譬是在先秦人的北极崇拜和崇信天命的心理大环境下提出的。北极崇拜心理使孔子将受命于天的国君同执掌中天的北极星神联系在一起,其“政”、“德”亦一定程度地富有原始天命观的意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产生同孔子的天命意识有一定联系。     

从知天命到制天命——论原始儒家“生”之伦理的实现方式

原始儒家的“生”之伦理思想,是对《易经》“生”之伦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他们通过“天命”的预设,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生”在天人之间双向流转的回环路径。孔子以“践仁知天”的方式、思孟一派以“知天尽性”的方式、荀子以“制天命”的方式,以一种递进式的积极姿态开启并明确了这一路径。通过原始儒家的努力,大《易》开创的“生”之伦理模式,才在实践维度真正获得了实现方式。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子思哲学思想体系研究

子思是战国时代的著名哲学思想家.子思哲学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直接影响了孟子哲学.本文拟就子思哲学思想体系,进行初步研究,并期望学术界批评指正.子思的哲学遗产主要是《中庸》一书.(注)子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子思认为人”性”来自于“天”,他说:“天命之谓性”.(《中庸》一章,以下凡引《中庸》只注章数.)子思的“天命”思想是殷周以来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念在其身上留下的烙印.子思所讲的“性”就是主体即     

“五十而知天命”补充解释

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说可谓脍炙人口,无人不晓。然而,何为“天命”,为什么人到五十岁就能“知天命”?我国著名的孔学研究专家扬伯峻先生在注释“天命”时说:“孔子是不是宿命论者,我不敢论定。孔子所谓的天命究竟是什么,也很难臆测。”“天命”这两个字“不便译出”(《论语译注》)。这里先生自有其隐曲之心,难言之苦衷。同时也可看出孔子此说难予具体注释,也是实实在在的事。本文不揣冒昧,试从文理、医理等角度略陈管见,给历来的注释予以点滴补充,权当引玉之砖。     

“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孔子的时遇、时运思想,表明他已经将时的概念与其天命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时命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其基本思想早在孔子的理论系统中就已经形成,孔子关于时的言论多蕴含其意。《中庸》所载的时中之论亦是孔子时命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在商周之际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由天命的不可移易,变为天命的可以以人之德而转移。天命观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一个巨大进展,可是,这一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天命的权威。天命还是高悬世人头上的铁板一块,人们在它面前并无自由可言,只能俯首贴耳地绝对顺从,其所强调的是以个人的高尚德操博得天命的眷顾。孔子的时命观念,给生命个体开辟了总体天命观念下面的一定的自由维度。它关注的不再是天命的绝对,而是个体的相对自由,是个体的存在状态,这应当是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又一次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