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散文创作略论

通过对张恨水散文创作情况的全面统计及分类分析,指出其散文创作应如小说创作一样,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从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创作等方面,总结了张恨水散文创作的成就,尤其以艺术散文《山窗小品》为代表,阐释了其冲淡闲适、注重趣味而又言之有物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追求。     

新文言小品语体研究

该文以陈四益的文言小品文为研究对象,对新文言小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新文言小品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具有引领生活和警醒社会的功能。受此语体功能的制约,新文言小品呈现出简约、形象、生动、幽默、明快的语体特点。     

《周易》"文言传"取意新解——兼论上古先民的语体意识

《周易》"卦爻辞"与《周易·文言传》的得名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根据《系辞传》所给的信息,"辞"既不同于"书",也不同于"言",它乃是一种曲托假借、言近旨远、注重文饰的特殊语体。《文言传》将"卦爻辞"称为"文言"——文饰之言,并为它作传,足见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对"辞"的审美特质就已有明确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论

《汉志》小说包含先秦小说与汉代小说两种类型,先秦小说是先秦语体文献在战国时期的新发展和新样式,本质上属于语体。这两类小说反映先秦两汉时期小说演进的两种类型,同时也预示了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嬗变。《汉志》所著录小说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语体意义上的小说观念,一是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这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被《汉志》杂糅在一起,这不但遮蔽了先秦“小说”观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模糊了现代意义上小说观念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汉志》有关小说的看法尽管源于对先秦小说的认知,但它所阐明的小说观念主要是围绕先秦社会采集民间议论这一现实而展开的,这意味着《汉志》的小说观念与先秦小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清丽典雅 音律和谐——李叔同韵文语体风格分析

本文以《送别·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书作为语料,分析李叔同韵文的语体风格,探究其风格的形成根源。李叔同韵文音律上多用押韵,词语选择上擅用单音节词、文言词语,句式上常用文言句式和仿骚体、词体,又灵活运用多种辞格,清丽典雅,音律和谐,读来朗朗上口。     

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内部 “开放-保守”的差异性特征

文言格式和欧化格式都是书面语格式,但其来源不同,有显著差异,但我们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它们在现代汉语几种书面正式语体中的出现频率却基本保持一致性,高于在非正式语体中的出现频率;文言格式出现频率高的语体,欧化格式的出现频率也高,反之亦然。这反映出书面语体一方面与口语语体存在着“正式—非正式”的差异与对立,另一方面其内部也具有“保守-开放”的差异性特征,可见,冯胜利提出的“典雅—俗白”并不是书面正式语体内部唯一的差异标准。     

从汉代注释书看宾语取消归入补语的合理性——兼述马建忠黎锦熙吕叔湘的句成分分析及其发展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出取消宾语这一句成分,将这一结构成分归入补语(与现代通说补语范围不同)之中,笔者认为甚是合理,尤其是用于古汉语(文言)分析。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语法书——马建忠《马氏文通》确定汉语基本句成分、中国第一部语体语法书——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确立句成分中心词分析法以来,汉语句法成分分析的     

古代科学文艺的优秀小品——谈《梦溪笔谈》中的两篇科学短文

新近选为高中语文教材的《梦溪笔谈》的《雁荡山》与《采药》,是两篇内容充实、文字优美的古代散文,用文学的语言笔触表达作者在科学上的真知创见,是极有价值的科学文艺小品.《雁荡山》《梦溪笔谈》里的每一则短文,原来都没有题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标题,是选本、教本或引用者给加上的.《雁荡山》这篇载于《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张恨水《艺术之宫》的问题视角

《艺术之宫》是张恨水创作中期一部较有特色的作品,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为人提及。本文从探讨《艺术之宫》的主题出发,剖析了张恨水对特定时代的金钱、艺术及“现代”问题的深刻思考,试图发现其独特的问题视角,以期进一步发现张恨水在现代文学中的特殊价值。     

张学良曾邀张恨水任秘书

张恨水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所著的《啼笑姻缘》等小说脍炙人口,尤为青年男女所喜爱。 1930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同在北平居往时,爱读张恨水的长篇小说,认为张恨水颇有才华,特派副官持专函 往张恨水住处,邀张恨水 任秘书。     

论辩：现代汉语文论话语的重要方式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点燃了围绕白话与文言展开的文学论争,论争的思维与言说方式凝结成现 代汉语文论至关重要的话语方式:论辩。论辩话语方式具有对话性、针对性、极端性三个显著特征。现代汉语语法的 系统性、词汇的口语化,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逻辑文体、维新派与革命派进行的报刊大论战等多种因素, 共同培育了论辩话语方式。随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与深入,论辩话语方式被煅造成一把典型的文论双刃剑。     

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

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近代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复杂,一批文化精英和官方携手推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含义,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科学理性的觉醒、普通大众的权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从开始兴起到曲折发展再到最终取得胜利,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再生,把中国和中国人带入了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世界.     

朱自清与徐志摩散文风格比较

朱自清和徐志摩的散文创作风格迥异。他们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和语体的发展都起到了某种开创性作用。朱自清以谨严适度、幽雅静态和温柔敦厚的抒情风格成就了与我国散文传统相承续的正宗审美风范。徐志摩则以“浓得化不开”、“跑野马”的自由风格反叛传统美学根基,以“欧化”的语体重启了现代散文领域的“审美变革”。     

论欧化与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的确立

现代“白话文学”为建成具有审美品质的文学语言,在多种语体的夹缝中突围,自觉地选择了“欧化”方向。“欧化”不仅带来文学语言表层上的改变,而且对文学文体也有潜在的影响。现代散文卓有成就,源于欧化带来的文体的新变。与传统散文相比,欧化的散文文体亲切自然而富于理性,与旧白话文相比,欧化的散文文体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诗性。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     

《新青年》杂志与“白话”理论诞生

透过《新青年》杂志追寻“白话”理论诞生、发展的历史印迹,可以发现初期“白话”理论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实用性和口语化倾向。白话话语系统在语用层面形成了一种兼收并蓄的现代特征。它在词汇方面容纳了部分文言词汇又吸收了某些现代口语,在语法结构上借鉴了古代白话文学、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优长,为达成白话体系语言工具性与思想性的双重契合奠定了基础。     

论钱玄同的“白话体文学说”

钱玄同采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陈独秀诸家之长,倡言“白话体文学说”,并以“古今一体,言文合一”立论,主张“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科学和历史的根据。此说推动了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摧毁了古文偶像,宣告桐城文派为谬种,选学文派为妖孽;并以此为起点,“白话体文学说”开始付诸实践。     

论百年来白话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研究随着文体的演进而发展",这是一条被无数次历史事实验证过的规律。白话修辞学百年来随着文体变革而发展的历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与文言文体、文言修辞学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1)"新文体"倡导阶段;(2)"白话文"运动阶段;(3)"大众语"运动阶段。建国前白话文、大众语运动存在着不足,建国后白话语体、白话修辞得以发展。白话修辞学随着白话文体的成长壮大而成长壮大。白话文体、白话修辞学在与文言修辞学竞争中渐成主流。白话修辞学的诞生与成长,与引进国外修辞学说息息相关。     

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

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 ,袁宏道小品所创造、并在以后得到延续的新的语体是五四白话散文语体形成的历史渊源。这种语体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唐宋古文抑扬顿挫的音节、从容舒缓的语气 ,以接近日常形态的方式组织语言 ,从而能更加准确生动地表现思想情感。这是古代散文语体的一次重要解放 ,并成为五四白话散文的滥觞     

"白话"与"国语":从国语运动认识文学革命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现代"国语"观念密切相关,但是他的这一致思路向并未得到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在近代革新运动中除了普及语言的努力之外,追求语言统一的意识也逐步自觉,但与雅俗对立的语言价值观念根本抵触.胡适立足于时代,对白话文学的大力倡导带来了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国语运动的价值困局得以消解.而"国语"的普遍性要求则支持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