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迫切要求。要切实践行习近平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战略思想,把握历史机遇,直面难题挑战,针对反腐败涉外法治建设的“短板”和“弱项”,创制反腐败涉外专门法律,反制国外跨境腐败案件长臂管辖,强化跨境反腐败执法司法职能,规范跨境企业廉洁合规主体责任,加强“自洗钱”犯罪的惩治、监测和防范,破解涉外反腐败制度障碍,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务实管用的法律资源。     

国际民主法治的特质要求与发展趋势——兼论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国际法律秩序的重塑与发展

民主是政治平等与自治参与的结合，法治则是一种法律治理与规则信仰。民主的制度化才有法治，法治的前提是民主。国际社会“无政府”的性质使国际民主法治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逐步达成，但主权与霸权既依存又斗争的“两元结构”制约了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的发展。全球化条件下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国际社会转型的加快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有利于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的推进，而不断推进的国际民主法治与合作也有利于保障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发展。     

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问题研究

对腐败分子而言,国内已不再是安全的港湾。为了规避调查,腐败分子往往将非法所得财物转移至国（境）外。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实体的角度看,跨国跨境追缴赃款赃物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当前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主要是通过劝退、民事诉讼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方式,但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建议借鉴运用国际法律规定,特别是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积极开展国际范围的司法合作,进一步完善我国腐败犯罪跨国跨境追赃机制。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的“变”与不“变”

WTO体制下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许多“变”与“不变”,突出表现在法治建设应与国际规则相适应的“变”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不变”;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变”与坚持为民、便民服务的思想观念的“不变”;各级司法机关按WTO规则和我国法律处理涉外案件的“变”和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的“不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变”与“不变”,努力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国际科技合作中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若干法律问题

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是一种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存在着诉讼主体资格、诉讼管辖权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国际科技合作具有预警和保护作用，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也具有指引功能。     

系统观念下数据跨境流动的治理困境与法治应对

作为数据共享与开放的重要途径与形态，数据跨境流动能够通过提高数据要素的生产和流通效率，实现数据资源要素的高效分配，推动全球社会福祉的整体增进。数据跨境流动不仅关乎国家主权、公共安全、商业利益、个人隐私等多元价值和多维利益，还需统筹兼顾与域外法律制度和执法方式的衔接，因而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包容性。故此，须引入系统观念，考察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以推动形成系统效能最优。具体而言，将系统观念作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系统观念为指引理念，完善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法治规则，特别是完善数据跨境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体系；以系统观念为指引方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协同共治机制，强化各行业、各部门、各区域的联动监管和信息互通互认；以系统观念为指引路径，拓宽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合法性渠道，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完善，积极主动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法治规则的设定与施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

“逆全球化”趋势对现有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和体系产生的影响愈发显现。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作为国际贸易竞争工具,针对我国构建知识产权壁垒。此外,国家间交易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交流的差异也在此基础上成为了进一步加深国家间理解与合作的障碍。在此背景下,还存在我国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面临政府层面知识产权管理布局能力不强,立法层面知识产权涉外保障法律供给不足,人才层面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能力水平不强,国际层面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深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我国应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战略意识,合理布置知识产权格局;完善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充实知识产权竞争反制工具箱;分层次培养涉外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强化知识产权智库建设;构建多层次对话机制,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制定等。     

美国《涉外腐败行为法》评析——以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功能协同为中心

《涉外腐败行为法》是美国国会于1977年制定,并于1988年和1998年两度进行修订的涉外反贿赂法案。该法案主要由会计条款和反贿赂条款组成,法案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境外的公司和个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向外国官员贿赂进行定罪法律规范,同时还要求具有公共贸易供应职能的公司在财会做账、账册、记录和内部控制方面达到规定的标准。该法案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制订相应的法律规范,同时也促进和推动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特别在制定区域性和全球性反腐败公约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我国完善商业贿赂方面的法律规范也有借鉴的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法治合作及其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启示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具有典型性。“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展了法律规范构建和合作组织建设的实践,促进了国际法治合作的发展。但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仍面临两个新课题,即中国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现有平台和机制的发展。通过分析“海上丝绸之路”法治合作机制发展的平等互利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绿色发展原则和兼容并包原则,构建理念认同和全方位沟通交流的合作机制,探讨如何促进达成及遵守“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法律文件。“冰上丝绸之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北向延伸,其发展理念和模式可以借鉴“海上丝绸之路”的经验,学习其法治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措施,以期构建完整的中国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非海洋经贸合作及其法治保障

中非海洋经贸合作是新时代中非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的目标要求,决定了中非海洋经贸合作的坐标定位。在“逆全球化”不断抬头、国际海洋争端日益激烈背景下,要想实现中非海洋经贸持久繁荣,需要稳固的国际法律体系保障,实现合作法治化。从法治视角来看,当前中非海洋贸易、投资及其纠纷解决法律制度都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和非洲国家应倡导全球“树立合作法治理念、遵循开放共享原则”、构建区域合作法律体系,以及完善相关国内法等举措,推动新时代中非海洋经贸合作的发展。     

跨境众筹法制建设入局与破局的探索

跨境众筹是国内互联网产业规模化发展处于临界点之际的应然发展趋势,当下中国应当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意在预防该业务陷入互联网产业频发的实务先行,但立法滞后的问题。中国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验立法可以借鉴、众筹本体法律性质不明、征信制度与国际社会尚未接轨,以及跨境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建设不成熟。可以通过在国内先行开展涉外众筹、对外先行开展跨境捐赠众筹的方式逐渐开展跨境众筹业务,同时加快建设跨境众筹法律机制的步伐,实现法律对实践的"供给侧引导"功能。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根本诱因、基本表现与应对措施

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为中概股企业的海外上市和跨境监管带来了现实难题，冲突背后的重大问题和深层逻辑亦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焦点。构建中美跨境会计审计冲突的系统研究架构，应遵循“根本诱因—基本表现—应对措施”这一逻辑主线。冲突的根本诱因源于主权原则与国家安全观的分歧，受到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差异、市场发展水平差距以及系列“中概股”财务信息质量问题等要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冲突的基本表现则体现在信息披露问题及跨境监管上，前者聚焦于审计底稿披露和数据安全问题，后者关注中美跨境监管的执法障碍及跨境监管的合作困境。冲突的应对措施则主要围绕“合作”与“提升”两个视域展开。“合作”主要关注未来中国能否更大程度融入多边监管合作体系以及完善中美双边监管合作框架，“提升”则更多从中国资本市场自身发展出发，强调提升自身的监管水平。     

构建中国涉外教育服务法制的基本原则

结合国际教育服务法律原则，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涉外教育服务法制应具有三大基本原则：国家教育主权原则、与国际义务相协调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     

中朝边境地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现状及路径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边境地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跨境旅游合作区是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先导和试验田,又是边境旅游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中朝边境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跨境旅游合作的地区之一,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两国边境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中朝边境地区有6个在建和拟建的跨境旅游合作区,根据合作区建设现状,可以探索出建立“国际生态公园”新模式,合理的建设路径是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好“国际生态公园”建设规划;创新“国际生态公园”合作机构,促进旅游区域国际合作;塑造“国际生态公园”旅游形象,提升互信度,实现双赢;创新“国际生态公园”服务模式,提升国际游客满意度等有效新路径。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逻辑、现实动因与挑战应对

腐败是全球性公害,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进行全球治理。中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到参与国际机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基于历史逻辑与现实动因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战略在反腐败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存在诸多问题与障碍。解决和消除这些问题与障碍,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中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     

国际科技合作中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若干法律问题

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是一种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存在着诉讼主体资格、诉讼管辖权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国际科技合作具有预警和保护作用,对涉外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也具有指引功能.     

浅谈刑事法治视野下的反腐败体系改革

新时期推进反腐败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和贯彻刑事法治的底线思维,树立刑事法治原则,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改革,在反腐败中贯彻依法治国原则,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反腐败工作体系的长效机制。在反腐败体系中应确立刑事法治的三项改革举措:一是推进反腐败法治体系的顶层设计;二是建立包括不动产查询制度在内的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三是加强反腐败法治体系的资源整合。     

论反腐败法治机制的缺陷与完善--一种经济分析法学解说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法治机制还存在很多缺陷.根据经济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我国反腐败法治机制存在缺陷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群推动反腐法治工作所投入的成本大大超过由此产生的收益,从而缺乏推动反腐法治工作之激励.因此,完善反腐败法治机制必须依循成本效益规律,在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注意加大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收益.